【大纪元3月22日讯】我相当轻松地打完了‘停发工资’这一战，取得全额工资，得到全体五七佬的赞赏，自然是有点得意的。不过，我知道自己即使有孙悟空的本领，也无法‘翻’出如来佛的手掌，因此，虽得意而未敢忘形。
晚稻收割完毕，冬天跟着就来了。有一天，我在伙房后面的井台上淘米准备做饭，忽然一位姓李的军代表自动跑来帮忙，并悄悄告诉我：‘淘米一定要把粺子淘干净，王副主任说了，粺子吃多了会得癌症。’
听了李代表的话，我立即冒出一股厌恶情绪，就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稻米和粺子都是我们五七战士自己种出来的，吃了几年，大家无病无灾，都挺健康。王副主任如果怕吃粺子，可以自备白米，伙房可以单独为她开小灶。’李代表当然听出我话里的意思，不再说话就走开了。
王副主任是省文艺战线办公室的一位女副主任，据说是省革委会政工组一位领导的随军夫人，曾经在某县工业办公室挂职副科长，由于丈夫‘得道’，她也跟着‘升天’。作为结束干校的‘全权代表’，带着一位李姓军代表当助手，到干校来已有半个月了。开过一次大会，（我因当班做饭没有出席）表明来意，就再没有露面了。据参加过那次大会的人告诉我，四十几岁的这位女领导，脸色发紫，嘴唇发青，好像严重缺氧。的的都都说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说出她是干什么来的。
有一天伙房加菜吃广式烤猪肉，王副主任照例来打饭，一转身，就将一碟烤肉和米饭倒下潲水桶，然后扬长而去。当班的一位女炊事员见了非常生气，拉着我去看潲水桶，并说：‘猪是我们养的，饭是我们做的，不吃可以，但不能糟蹋！简直不能容忍！’这一嚷嚷，大家都知道了，大有‘兴师问罪’之势。我立即说：‘我是炊事班长，如果大家还信任我，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我到小丘上的办公室，把正在吃饭的李代表叫了出来，带他去看了潲水桶，然后对他说：‘请你转告王副主任，不吃猪肉，开口说一声，我可以另外给她煎鸡蛋，炒青菜。将好端端的饭菜倒下潲水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嫌我们的伙食不好，可以自理，但不能糟蹋我们的饭菜！’李代表穿着崭新的军装，平日里仰头挺胸，这时却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没隔多久，李代表来找我谈话，态度非常友好，一再表示在‘分配工作’上，王副主任亟诚恳地希望我能带个好头。我一听就明白了，立即表明我的态度，如果不改变‘调令’，我哪里都不会去。李代表又再开导我，说领导有领导的难处，已经做出了决定，就不好收回，也不好变更，还是要服从领导，尊重领导嘛。见他越说越不像话，我就掷给他一句：如果领导的决定并不妥当，比如，把好端端的饭菜倒下潲水桶，难道也要服从，也要尊重吗？
又过了两星期，李代表再来找我，说王副主任充份考虑了我的实际情况，紫金县就不去了，改去南海县，听清楚了，是南海县，一步就可到广州，应该满意了吧。我考虑了片刻，既然你退一步，我也相应退一步。就说，我同意我一个人去南海县，我的爱人余健，必须留在广州。李代表一听就着急了，批评我的态度不对，应该和自己的爱人一起去嘛。我说，我和爱人一起去当然好，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怎么办？王副主任能替我照料吗？李代表又说，谁没有一些实际困难，都要领导来解决，领导又不是三头六臂。介绍信我也准备好了，你去，把你爱人的人事关系也带去，就这样吧。我说，不行！要么我一个人去，要么我哪儿也不去，你看着办吧！
关闭干校的工作不能再拖延下去，王副主任只好让我一个人走。我先回广州休息了几天，再从容不迫地到南海县文化局报到。
那时有广佛 铁路，从广州长堤搭轮渡过白鹅潭到石围塘车站，再搭上老旧的小火车到佛山，全程二十公里需耗时一个半钟头。出了车站，步行穿过佛山市区，到西北角边缘处，有一座大院子，就是南海县革命委员会。我在一排办公楼地下，找到县文化局的办公室，一位姓关的人事干部接待我。办公室大约十二平方米，五张办公桌拼成一张长方形的台子。关同志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告诉我︰‘当班的张局长恰好开会去了，他交代下来，欢迎你到文化局来工作。同时，张局长还表示，县里住房紧张，实在安排不出住房来，没有住的地方，怎好要你来上班？所以，张局长让我转告你，请你先回广州休息，等将来有了住房，再通知你来上班。’
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我说：‘先回广州，没关系。等你们的通知，我再来。’
回到广州光孝寺大院的家，我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至少，一家人可以安安静静地过个中国新年了。白天没事，我就骑着脚踏车跑肉菜市场。男女老少出入菜市场的人很多，每个摊位前都有人排队，蔬菜常常是十点钟以后才到，不要二十分钟就卖完了，买不到菜的只好暗暗骂一声，或默默走了。物资如此匮乏，市场秩序又如此井然，已经很难想像两年前极其热火的市场景观。不过，人们的口头文学，仍然有不少佳作︰
有一则是说所有商店交易，都必须以‘最高指示’挂帅。一位老妇人拄着枴杖，走到菜摊前，开口说：敬爱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造反有理，通心菜一斤几多钱？卖菜大姐必须掏出小红书一挥，立即回答︰要斗私批修，一斤三分。老妇人又说︰炮打司令部，我要两斤。卖菜大姐回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两斤六分钱。老妇人忽然叫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哎哟，不要挤你踩着我的脚了。旁边一位年轻人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不起，阿婆你慢走。
另一则是，一位中年人去一家小杂货店买热水瓶，递上票证，女服务员给了个‘通花瓶’铁皮外壳，到处是不规则圆窟窿，显然是利用工厂一些边角料做成的，觉得不大满意，请她另换一只看看，没想到这就惹了大祸。那女服务员先是不理，只顾与同伴闲聊说笑。中年人催了几次，见没有回应，就说‘我不买了’，转身待要离开，忽听一声吼︰‘站住！’中年人回头一看，但见那年纪轻轻的女服务员，横眉怒目，口水四溅，高声叫道︰‘最高指示只许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你换什么换你有资格吗这是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产品你那么多怀疑那么多挑剔肯定是四类分子趁早给我滚！’尽管没有标点符号，一串机关枪似的暴力语言，足以令中年人血压骤升，心跳加快，冷汗淋漓，当场气结。
过了中国新年，我接到南海县文化局的通知，再次前去报到。张局长亲自接见，并告诉我︰住房依然无法安排，但省里的文艺办领导有意见，批评我们让你回广州休息。现在，只好让你暂时去住县的招待所。我说没问题，在县招待所住下来，明天可以正式上班。
同时住进县招待所的，还有一位被‘分配’在县文化馆的吴同志。当晚闲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吴同志也是不满被贬到县里来，及至知道县里无法安排住房，他就跑去省文艺办找王副主任，要求她‘收回’调令。我当时就说，因为对王副主任还存有幻想，才会去求她，结果，反而连累县文化局的张局长受到批评，不得不中断我们的‘假期’。吴同志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在省艺术馆舞蹈组做辅导工作。他的妻子是省广播电台播音员，文革初期参加造反派组织，成为相当突出的人物，也是军代表要加以‘整顿’的对象。吴同志在文化馆工作了几年之后，申请离职到澳门探亲，再也没有回来了。
我在省里是个一般的文化干部，来到南海县，就成为‘三突出’的人物：工资最高，工龄最长，业务能力最强。工资高容易遭妒忌，工龄长容易受敬重，业务能力强容易受重视。一弊两利，我既要有自知之明，还要拿捏准确，才能在县里站得住脚。
文化局正副局长三人，按照县委规定，只留一人坐班，另两人分别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半年或一年轮换一次。还有那位姓关的人事干部，办理日常事务工作。四个人都是党员，现在多了我这一名拿工资的非党员干部，我能不格外小心吗？
过了大约半年，关同志通知我：上级来了文件，今年有三分之一的干部职工可以参加评工资。按文件规定，你符合条件，有资格参加工资评级。你是文艺十一级，而且是一九五五年评定的，到现在已整整二十年了，怎么轮也应该轮到了。我说：一九六四年也有一次评工资，我也符合条件，但我考虑到自己的工资比较高，少评我一个名额，可以多评几个工资较低的名额，所以，我让出去了。现在我还是这样考虑，这一次我还是让出去，不参加评级了。
我这一态度出乎县委宣传部和文化局所有干部的意料，也产生了相当正面的影响。首先是关同志对我特别敬重，认为我是可以‘说实话’的人，陆陆续续告诉我许多县里的实际情况，为我在工作上作出判断和选择，提供了必要的基本条件。
文化局下属有个专业粤剧团，在为上演什么剧目而苦恼，张局长也拿不定主意，相当头痛。我征得张局长的同意，到粤剧团去‘蹲点’，一个月后，在文化局属下各单位头头都出席的一次工作会议上，由剧团管业务的副团长提出了改编并上演《海岛女民兵》的工作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是我与剧团的领导商议后制定的，在会议上顺利通过了，同时，张局长决定，任命我为文化局代表，全程参予此一计划的贯彻落实。
说干就干。我立即与副团长吴炳坚到汉口去观摩湖北省歌剧院演出的歌剧《海岛女民兵》，并绕道南京、上海，多少了解一些文艺界的情况。回来后，就住到西樵山招待所，进行剧本改编工作。吴炳坚是粤剧行家，熟悉各种曲牌和小调，但文字工夫差些，许多唱词，为曲牌所囿，常有‘削足适履’之嫌。经过我的斟酌修饰，最后定稿，并安排剧团进入排练阶段。彩排的时候，依惯例邀请县委书记、副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副部长和各部、委、办的头头前来审查。分管文体卫的副书记原是一位军人、县武装部部长，听口音是个东北人，他首先表示这出戏在政治上站得住脚，艺术上也很好，演员唱得很动听，尤其是扮演主角的女演员，唱做具佳，应该表扬。随后，还批给剧团每月每人一斤肉、一斤鱼、一斤油。县机关的宣传文化部门，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接着，张局长又让我随剧团到惠阳地区的惠州、盐田、蛇口、深圳等地演出，协助剧团领导完成这次‘特殊的边防渔区演出任务’。回来后，准我休假一个月。一年后，张局长调到公社去当党委书记，这就意味着可能升官。据我观察，南海县是珠江三角洲一个人口近百万的大县，中小学校相当多，也办得不错。县机关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从各级学校教师中提拔上来的。重复教育和提拔教师当领导这种风气，是不是与‘公车上书’的首领康有为有关，我未敢武断。几年后张局长又从公社书记升任副县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部门的工作，似乎能说明一些问题。张局长走了，有一位陈局长回来上班，还有一位罗副局长，轮流办公。只有关同志一直不动，依旧在办公室打杂。两个局长一个兵，有点滑稽，使我忽然想起一则顺口溜：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
有一天，县委宣传部召开一个特别会议，有教育局、文化局、卫生局的局长们出席，还有县委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部长、新闻秘书、广播站站长也来参加。我准时出席会议，见到这个阵势，不免吃了一惊。我不是党员，又不是长官，通知我来开会，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会议由宣传部周部长主持，县委副书记讲话。原来，按上级指示，全县立即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林彪判党判国，批判孔子‘克己复礼’，还要结合本县实际，批判‘保皇派’康有为。照领导安排，由宣传部一位洪副部长为首，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到康有为的老家丹灶公社（原先的银河乡）去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全县铺开。我意外地被宣布为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
我们到了丹灶公社，直接就去参观康有为的故居。既找不到康有为的老屋，又见不到康有为的后代，据当地老人说，好像远处小山坵上曾经有过康有为的衣冠塚，现在也无迹可寻了。如何开展对康有为‘尊孔保皇’罪行的批判，真有点‘老鼠咬乌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我向洪副部长建议：现在的南海老百姓，知道康有为的恐怕不多了。不如先找些有关资料，宣传批判一番，也许能造出一些批判的声势来。洪副部长打电话请示了县委领导，同意我到广州中山图书馆借出康有为的《孔子伪经考》、《大同书》和一些相关资料，然后住进西樵山招待所，啃了半个多月书本，再用十来天时间，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批康’宣传材料。洪副部长看了之后觉得不错，交由县委宣传部，编了一期《宣传简讯》，印发到全县各部、委、局、公社、学校、工厂，批林批孔批康运动，就这样在全县铺开了。宣传部的新闻秘书，还提供了一份《掀起批林批孔批康新高潮》的新闻稿，送给《南方日报》驻佛山地区记者站，不久就见报了。当然，批判运动在全县也就胜利完成了。
后来，我才慢慢看出一些‘门道’来。当时，全国最集中最概括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批林批孔一类的政治运动，是压倒一切的，各级领导第一把手必须亲自抓，叫做‘抓革命’，其他各行各业，都属‘生产’，而‘生产’是必须由‘革命’来‘促’，才能开展起来的。不过，‘促’可以是‘促进’，也可以是‘促退’，全凭第一把手的‘领导艺术’了。这里，新闻秘书起了关键作用。革命促生产是否能‘促’出优异成绩来，就要靠领导的口头和新闻秘书的笔头。一个县的‘新闻报道’是否能在党报上经常露脸，虽然对全县老百姓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对县委领导，尤其是县委书记，绝对是‘官运亨通’的大事。有时为了一篇紧要的‘新闻报导’能够见报，‘尖嘴’（鸡）‘扁嘴’（鸭）‘摆尾’（鱼）会源源不绝输送到记者站及报社编辑部。
县是财政独立核算的一级政权，县委书记就拥有行政、财政、司法和立法（具体的政策法规）的领导权。最基层的政权，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俗称‘六级总理’，同样拥有党、政、军（民兵）、财支配权。支部书记由上级指派，只对上级负责。除了贯彻上面‘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外，最重要的是必须完成交公粮、卖余粮及各项摊派。与农民的关系只有一条，就是掌握好口粮分配。农村中的红白喜事，包括农民视若‘绝后’的计划生育，无不与口粮挂钩。谁不听话，不给饭吃，就是支部书记最有效的‘领导艺术’。
越是了解农民的日常生活，就越能弄清‘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真实面貌。
9/11/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