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9日讯】八十八、亚洲金融风暴与“亚洲价值论”的破产
自从亚洲“四小龙”在六、七十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后，多年来有一种论调颇为流行，认为“东亚模式”的成功表明民主对于亚洲国家并无必要。因为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都没有实行自由民主：韩国、台湾实行威权统治，新加坡并无新闻自由，英国殖民地香港虽有自由法治但无民主。但是当时它们的经济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有鉴于此，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后来甚至提出一套所谓“亚洲价值论”以作总结，藉以说明亚洲自有一套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是亚洲国家独特的政治经济生存方式，它们并不需要民主宪政和法律规范下的自由市场。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并非普遍价值，只是西方人独有的特殊偏好罢了。 但是，历史却不买账，它并不偏好这一亚洲统治者所喜欢的理论，而是迅速嘲弄了所谓“亚洲价值”。从1997年七月二日泰铢大幅贬值开始，像连锁反应一样，东亚各国发生了剧烈的金融风暴。它席卷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则受到轻微影响。亚洲主要的自由兑换货币全面贬值，港元虽坚守与美元联系汇率不变，但香港股市、房市惨跌过半，百业萧条。中国大陆因为尚未实施自由兑换货币制度，所以当时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影响是后来慢慢渗透进去的。
经过专家的对照分析和研究，人们大体获得了如下共识：东亚金融风暴之成因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信任人际关系而不信任制度，信任过度监管的强力政府而不信任市场。由于缺乏规范的金融控制制度和机构，中央银行贷款给亏本的国营企业或家族、亲朋好友企业而面临破产，因此无法按市场需求去分配外来资本，并且缺乏对经济和政治起监督作用的新闻传媒（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金融危机正是这些国家制度性积累的后果。而这些制度文化特性，正是在所谓“亚洲价值”影响下形成的。
因此，这场危机并不单纯是经济危机，而且也是政治危机。它的基本政治内涵是：“东亚模式”破产，“亚洲价值”贬值。它同时表明，在人类的政治经济生存方式中，确实是存在某种普遍性的。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抗拒它们，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亚洲金融风暴已经产生了它的政治后果，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南韩与印尼。我们将在以后讨论。
九十、金融危机的政治后果—— 印尼的民主化
（一）印尼学运与苏哈托下台
东亚金融危机的政治并发症，首先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生。
自从1997年下半年危机爆发后，印尼就成为一个重灾区：经济大幅衰退，贪渎横行，民不聊生。到1998年四、五月，整个国家已险象横生，危机四起，印尼社会接近解体。于是，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青年知识精英的“为民请命”意识风起云涌，反对苏哈托独裁及其家族腐败的学生运动汹涌澎湃，席卷了首都雅加达。
苏哈托当政期间，实施严格的专权统治，学生运动难成大气候。这次苏哈托政权开始也仍想用镇压来解决。但是如此大的规模是过去没有的；加以这次学运的诉求非常单纯，就是要求政府进行改革，所以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同时，国际社会也对苏哈托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而且，一些军方将领也支持学生要求政治改革；还有，国会首脑在关键时也要求苏哈托下台；最后，印尼民主力量有其组织化的历史，可以实施有进有退张弛适度的组织及领导；因此，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过程：有六名示威学生被枪杀，并面临“戒严”的威胁，但组织化的政治智慧之运用，却使预定的“五二○”大游行紧急叫停，终于意外地迎来了胜利──苏哈托的自动辞职。
人们注意到，98年印尼事件中，有中国“六四”的幽灵在盘旋。因为，在警急时刻，军方强硬派曾公然以“六四”向印尼学生威胁。而印尼人民的胜利，意味着印尼学生成了中国的“天安门遗嘱”精神的执行人。
（二）印尼的民主选举
苏哈托下台后，其继任人哈比比施行了部分“非苏哈托化”：释放异议人士，部分开放报禁，开放党禁。于是在1999年6月7日的国会大选中，原执政党退居第二位，由梅加瓦蒂领导的民主斗争党成了国会第一大党。1999年10月20日，印尼举行总统、副总统选举，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由人民协商会议选出，其中 462名是直选的国会议员，38名军方指派的国会议员，135名是省议会代表，65名为各团体代表，共700名。这次印尼54年来第一次“非内定”选举的结果。身体衰弱、双眼几乎失明的瓦希德得票第一，当选总统；梅加瓦蒂第二，当选为副总统。梅加瓦蒂虽然是国会第一大党领袖，值此关键时刻，深明大义，表现出政治家的风范，呼吁支持她的民众接受选举结果。于是，印尼在历经艰难曲折之后，终于走上了民主之路。
九十一、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战争缔造新秩序
1999 年，在原南斯拉夫联邦境内的科索沃地区，一场种族灭绝的屠杀愈演愈烈。由于该地区占多数的阿尔巴利亚族人坚持地方民选政府自治，有独立倾向，于是与该国占统治地位的塞尔维亚人产生了利益冲突，于是阿族人遭到南国军队的血腥屠杀，其状惨绝人寰。在多次和平干预谈判无效的情况下，自由欧洲各国与美国一致决定进行军事干预，以阻止在这一欧洲历来的“火药桶”地区人权遭到进一步的蹂躏。
为避免俄罗斯与中国的否决，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科索沃地区塞族的战争机器进行了70多天的大规模空中轰炸，最后终于迫使塞族军队撤出该地区，并由北约以及俄国的维持和平部队进驻维持秩序，调查种族灭绝的罪行，并提交国际法庭审判。
在20 世纪末，科索沃事件留下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哲学遗产。首先是关于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的确立。它使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贯穿到19世纪的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原则遭到历史性打击。过去常被政客们挂在口头的“内政不可干涉”、“国界不容侵犯”的原则再也不是至高无上无条件的了。倘若享有主权的某国政府极其明显、极端严重地侵犯践踏了本国国民的人权，特别是滥杀无辜时，国际组织在道义上就具有进行干预从而维护该国国民人权的权力。其次，它还确认了“公民自决”、“公民投票”、“地方政府民选”、“地方自治”这些原则已经超越了“国界不可侵犯”原则的地位。当某中央政府要强行收回民选地方政府的自治权时，它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阻止。这些是人类特别是欧洲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获得的共识。人们知道，一旦容忍了某国政府以主权的名义关起门来残害本国的无辜，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与正义。
上述原则是新世纪的重要原则。它代表的是人类文明标准在空间上的扩展，它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理念在空间上的扩展。虽然，还有个别国家的统治者以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名义来维护自身在国内的极权专制地位。但科索沃事件昭示着，新的国际文明游戏规则正在确立，新国际秩序正在降临。而这一秩序的核心，就是人权的至上性，就是自由与民主的优越性。作为新世纪曙光，这一潮流正在日益壮大，很难抗御了。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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