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9日訊】八十八、亞洲金融風暴與「亞洲價值論」的破產
自從亞洲「四小龍」在六、七十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後，多年來有一種論調頗為流行，認為「東亞模式」的成功表明民主對於亞洲國家並無必要。因為六、七十年代亞洲「四小龍」都沒有實行自由民主：韓國、台灣實行威權統治，新加坡並無新聞自由，英國殖民地香港雖有自由法治但無民主。但是當時它們的經濟都獲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有鑒於此，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後來甚至提出一套所謂「亞洲價值論」以作總結，藉以說明亞洲自有一套自己的特殊價值觀，是亞洲國家獨特的政治經濟生存方式，它們並不需要民主憲政和法律規範下的自由市場。自由民主這些東西並非普遍價值，只是西方人獨有的特殊偏好罷了。 但是，歷史卻不買賬，它並不偏好這一亞洲統治者所喜歡的理論，而是迅速嘲弄了所謂「亞洲價值」。從1997年七月二日泰銖大幅貶值開始，像連鎖反應一樣，東亞各國發生了劇烈的金融風暴。它席捲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韓國、日本、新加坡、香港。台灣則受到輕微影響。亞洲主要的自由兌換貨幣全面貶值，港元雖堅守與美元聯繫匯率不變，但香港股市、房市慘跌過半，百業蕭條。中國大陸因為尚未實施自由兌換貨幣制度，所以當時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影響是後來慢慢滲透進去的。
經過專家的對照分析和研究，人們大體獲得了如下共識：東亞金融風暴之成因主要是由於這些國家信任人際關係而不信任制度，信任過度監管的強力政府而不信任市場。由於缺乏規範的金融控制制度和機構，中央銀行貸款給虧本的國營企業或家族、親朋好友企業而面臨破產，因此無法按市場需求去分配外來資本，並且缺乏對經濟和政治起監督作用的新聞傳媒（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國）。總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金融危機正是這些國家制度性積累的後果。而這些制度文化特性，正是在所謂「亞洲價值」影響下形成的。
因此，這場危機並不單純是經濟危機，而且也是政治危機。它的基本政治內涵是：「東亞模式」破產，「亞洲價值」貶值。它同時表明，在人類的政治經濟生存方式中，確實是存在某種普遍性的。在全球化時代，尤其如此。抗拒它們，將會受到歷史的懲罰。
亞洲金融風暴已經產生了它的政治後果，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南韓與印尼。我們將在以後討論。
九十、金融危機的政治後果—— 印尼的民主化
（一）印尼學運與蘇哈托下台
東亞金融危機的政治併發症，首先是在印度尼西亞發生。
自從1997年下半年危機爆發後，印尼就成為一個重災區：經濟大幅衰退，貪瀆橫行，民不聊生。到1998年四、五月，整個國家已險象橫生，危機四起，印尼社會接近解體。於是，像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一樣，青年知識精英的「為民請命」意識風起雲湧，反對蘇哈托獨裁及其家族腐敗的學生運動洶湧澎湃，席捲了首都雅加達。
蘇哈托當政期間，實施嚴格的專權統治，學生運動難成大氣候。這次蘇哈托政權開始也仍想用鎮壓來解決。但是如此大的規模是過去沒有的；加以這次學運的訴求非常單純，就是要求政府進行改革，所以受到社會大眾的廣泛支持；同時，國際社會也對蘇哈托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而且，一些軍方將領也支持學生要求政治改革；還有，國會首腦在關鍵時也要求蘇哈托下台；最後，印尼民主力量有其組織化的歷史，可以實施有進有退張弛適度的組織及領導；因此，雖然發生了戲劇性的過程：有六名示威學生被槍殺，並面臨「戒嚴」的威脅，但組織化的政治智慧之運用，卻使預定的「五二○」大遊行緊急叫停，終於意外地迎來了勝利──蘇哈托的自動辭職。
人們注意到，98年印尼事件中，有中國「六四」的幽靈在盤旋。因為，在警急時刻，軍方強硬派曾公然以「六四」向印尼學生威脅。而印尼人民的勝利，意味著印尼學生成了中國的「天安門遺囑」精神的執行人。
（二）印尼的民主選舉
蘇哈托下台後，其繼任人哈比比施行了部份「非蘇哈托化」：釋放異議人士，部份開放報禁，開放黨禁。於是在1999年6月7日的國會大選中，原執政黨退居第二位，由梅加瓦蒂領導的民主鬥爭黨成了國會第一大黨。1999年10月20日，印尼舉行總統、副總統選舉，憲法規定，總統、副總統由人民協商會議選出，其中 462名是直選的國會議員，38名軍方指派的國會議員，135名是省議會代表，65名為各團體代表，共700名。這次印尼54年來第一次「非內定」選舉的結果。身體衰弱、雙眼幾乎失明的瓦希德得票第一，當選總統；梅加瓦蒂第二，當選為副總統。梅加瓦蒂雖然是國會第一大黨領袖，值此關鍵時刻，深明大義，表現出政治家的風範，呼籲支持她的民眾接受選舉結果。於是，印尼在歷經艱難曲折之後，終於走上了民主之路。
九十一、人權高於主權——科索沃戰爭締造新秩序
1999 年，在原南斯拉夫聯邦境內的科索沃地區，一場種族滅絕的屠殺愈演愈烈。由於該地區佔多數的阿爾巴利亞族人堅持地方民選政府自治，有獨立傾向，於是與該國占統治地位的塞爾維亞人產生了利益衝突，於是阿族人遭到南國軍隊的血腥屠殺，其狀慘絕人寰。在多次和平干預談判無效的情況下，自由歐洲各國與美國一致決定進行軍事干預，以阻止在這一歐洲歷來的「火藥桶」地區人權遭到進一步的蹂躪。
為避免俄羅斯與中國的否決，北約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對科索沃地區塞族的戰爭機器進行了70多天的大規模空中轟炸，最後終於迫使塞族軍隊撤出該地區，並由北約以及俄國的維持和平部隊進駐維持秩序，調查種族滅絕的罪行，並提交國際法庭審判。
在20 世紀末，科索沃事件留下了極其重要的政治哲學遺產。首先是關於人權高於主權原則的確立。它使從17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貫穿到19世紀的民族國家主權至上原則遭到歷史性打擊。過去常被政客們掛在口頭的「內政不可干涉」、「國界不容侵犯」的原則再也不是至高無上無條件的了。倘若享有主權的某國政府極其明顯、極端嚴重地侵犯踐踏了本國國民的人權，特別是濫殺無辜時，國際組織在道義上就具有進行干預從而維護該國國民人權的權力。其次，它還確認了「公民自決」、「公民投票」、「地方政府民選」、「地方自治」這些原則已經超越了「國界不可侵犯」原則的地位。當某中央政府要強行收回民選地方政府的自治權時，它應當受到國際社會的阻止。這些是人類特別是歐洲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所獲得的共識。人們知道，一旦容忍了某國政府以主權的名義關起門來殘害本國的無辜，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與正義。
上述原則是新世紀的重要原則。它代表的是人類文明標準在空間上的擴展，它代表的是自由主義理念在空間上的擴展。雖然，還有個別國家的統治者以反對國際霸權主義的名義來維護自身在國內的極權專制地位。但科索沃事件昭示著，新的國際文明遊戲規則正在確立，新國際秩序正在降臨。而這一秩序的核心，就是人權的至上性，就是自由與民主的優越性。作為新世紀曙光，這一潮流正在日益壯大，很難抗禦了。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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