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5日讯】今年二月，美国文豪亚瑟”爬怜H89高龄去世。他曾在纽约的一次餐会上对同行的作家们说：“笔会既没有军事力量、海军空军、又得不到政治上的奖赏，当然也并不受到惩罚的威胁，却存活了四分之三世纪，原因大概是幻想战胜了现实，这个幻想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希望是理性的。虽然笔会有过挣扎、失败和犯了错误，却依然有种团队精神被希望推动着 – 有那么一天，笔会所努力尝试着去做、并常常做成的事，不再有必要性了。不用说，我们大概需要活得特别长，才能见到那高贵日子的到来。”
米勒自己算是长寿了，他的一生横跨两个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炙热的冷战以及欧洲共产阵营的瓦解，然而那个“高贵的日子”还是没有到来。相反地，我们的世界似乎越来越不安宁，暴力、压迫和不公不义的事比目皆是。对世事敏感的作家甚至感觉现实生活如同枷锁：“对我和我的同行们来说，写作的笔不是笔，而是一副镣铐，我们不是作家而是人质。写作，就是一个人质拯救计划。写作，就等于尊严，等于自由。”这是米勒年轻的同行，三十出头的来自成都的作家王怡，在斯洛文尼的布勒德市举办的第71届国际笔会上所发出的沉重声音。四十年前的1965年，米勒曾在这个美丽如画的布勒德当选了笔会主席，那时候冷战方酣，越战正炽，《齐瓦哥医生》刚问世，来自苏联的观察员第一次派员来参加国际笔会的大会。如果王怡的话出自当时苏联人之口，那倒是很可以理解的。然而一位二十一世纪来自“盛世”中国的青年人，竟然说出这样沉痛却又掷地有声的话，难怪他短短数语的话音未落，全场百数十人的各国作家代表，其中不乏德高望众，白发苍苍者，尽皆起立鼓掌，场面动人。
曾经对共产极权体制有过切肤之痛的人，对王怡所说的这种被钳制被凌辱的感觉并不陌生。斯洛文尼当今著名的诗人Dane Zajc （1929-）在当天晚上的音乐诗歌之夜所朗诵的那首“一堆灰烬”，可算是为王怡的话作了最好的注解：
很久了 你嘴里包着火
很久了 你把它藏在那儿
在一排牙骨的后面
紧压在你那如白色魔圈似的唇里
你知道不该让人嗅出
嘴里冒出的硝烟味
想到乌鸦总会谋害白鸦
你锁上自己的嘴
藏起了钥匙
感到嘴里有些话语
在头颅的洞穴中流窜
于是开始寻找嘴的钥匙
长久地寻找
找到它 你就开启已生苔藓的唇
开启生銹的齿
寻找舌头
它已不在了
你要说出一个字
嘴里却满是灰烬
不是字
是一堆灰烬从熏黑的喉咙里涌出
甩掉生銹的钥匙
你塑造了地上的新语言
一种言说泥土的语言
（译自Erica Johnson Debeljak的英译文本）
诗人经历了外来法西斯的战火和铁蹄，又再度被自己国家的共产主义专制政权封口，而今垂垂老矣，失语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 现在他可以“言说泥土”了。但愿王怡不需要等待那么久。
这次作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成员，笔者前往布勒德参加盛会，虽知这不会是一个国际文人切磋吟唱、以文会友的大型沙龙，却也并未想到在青山绿水间，又是太平盛世的当儿，两百多国际文友的聚会竟然也不无悲伧的气氛。也不仅是中国大陆的作家受到国家权力的压制、役使、羞辱和骚扰，世界各地还有无数拿笔的同行们，被禁声封笔、关押刑求、判刑坐牢甚至被处以极刑，一切仅仅是为了那只书写我心、言说泥土的笔。我们今天的世界比之从前，似乎更加冷漠、危险和荒诞。八十多年前，欧洲几位作家在伦敦创立这个超越地域和文化界限的组织，就是要突破狭隘民族主义，不让它藉国家的名义，将人们的自由意志囹圄在一个个国家的小领域内，他们希望能让人类共同的心灵和艺术想像驰骋于宇宙大千。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流逝了，某些外在的束缚似乎得到解脱，然而人们思想和精神上的格局，在某种程度上不但还在原地踏步，似乎还陷入更为狭窄的瓶颈。不是人们本身不接受普世的价值，而是一些外在人为的力量和机构，假借国家民族、宗教传统、道德正统的名义，在误导和剥夺人的天赋权利。
十年前尼日利亚的作家兼笔会会员肯 ‧萨罗‧维瓦（Ken Saro-Wiwa ）被该国的军政府杀害，而类似的残忍野蛮行为还不时在墨西哥、中东地区发生。伊斯兰文化地区对于不臣服于狭隘伊斯兰教义而敢于独立思考的作家们往往横加干扰。萨尔曼‧瑞许迪（Salman Rushdie）的言论和写作自由葬送在伊斯兰世界可兰经的呓语中，他虽然被西方世界尊重和保护，并担任美国笔会的主席，但是个人的生命和家庭还不时受到威胁。参加大会的两百多个会员中，有不少人曾经坐过牢，获释后不得不远离故国，流亡他乡。几位伊朗流亡作家，现在避难到北欧和德国；来自巴勒斯坦的作家居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虽生活在土生土长的故土，却每天在硝烟弥漫中，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古巴的作家唾弃了共产政权，生活在一海之隔的美国，情思所系还是在海峡彼岸。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作家思念故乡，偷渡回藏的命运就是坐牢。
中国国内那些在专制政权淫威下争取言论自由和生存空间的作家知识份子和海外的中文流亡作家应当知道，并非只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们都因着宗教、种族、语言、肤色和思想的差异，在付出代价。争抗、坐牢几乎成为不自由地区知识份子的宿命。保护这些作家，也就成为国际笔会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忠于自由和真理的信念，仗义扶持弱势同行的正义感，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就从萧伯纳、康拉德、后来的汤马士曼，战后的波尔和近期的罗沙这些担任过笔会主席或会员的大文豪一直传承至今，始终没有间断。文学也是仁学和人学，诚然也。
国际笔会好似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但是没有国际政治的势利和利益纠葛。每个小的语系和文化的代表都有发言权，并往往得到别的地区笔会的同情和支持。小小瑞士竟也有四个独立的笔会（法、德、意和瑞士法语）；西班牙语系除了拉丁美洲等地区的代表外，本国地区不仅有西班牙，还有巴斯克和卡塔兰等三个笔会。因此中文语系里，除了中国官方的中国笔会、以刘晓波为会长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台北中华民国笔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香港的中文和英文两个笔会外，还有北京和上海的笔会，这也不足为怪了。令人不解的是没有台湾本土作家的台湾笔会。其实这样的国际组织里，对于政治上受歧视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挥空间。不使用这样的资源是一种失策。
由于客观环境使然，笔会在维护言论及写作自由和保护作者的人身自由方面所投入的精力和资源跟它在开发促进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和推广上几乎不相上下。狱中委员会、流亡作家委员会多年来都在进行声援和营救受难作家的工作。在这方面独立中国作家笔会跟国际笔会密切配合，近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的年会上都有系狱作家的名单被提交，都有谴责中国政府压制舆论和迫害作家的决议案提交并获通过。今年独立笔会理事会所准备并提交狱中委员会审查的提案，更是一份十分周全的保护作家的人权白皮书。它严辞抨击中共压制中国、西藏、蒙古和新疆地区的言论自由并监禁作家、网络作家和记者，要求立即释放。要求停止滥用 “颠覆罪”和“泄密罪”来为作家记者罗致罪名，并废除可以任意不通过法律程序就关押公民长达三年的劳教制度。这份决议案获得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
妇女作家委员会也是大会下的一个分支，它一方面同各国的妇女作家协作，鼓励女性写作，并在非洲某些地区关注妇女儿童的识字教育运动。在某些社会里，女性作家的比例并不逊于男性， 像在日本，女性地位虽不高，但女作家的人数和作品几乎占更高的比例。在国际性的场合，欧美女性的比例显然远远超过亚非裔的女性，前者在文化语言上占了上风，特别是欧洲人，一般都精通数种西方语言。注意到这种倾斜，妇女作家委员会的会长表示要更多地关照到亚洲地区的女作家，并极力主张下下届的大会和妇女委员会会议在非洲召开，藉以造成一定的激荡效应。目前妇女作家委员会推出被关在监狱的突尼斯、伊朗的两位女作家和中国的马亚莲作为重点关注和营救的对象。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今后将考虑多发展女性会员，在面对严峻的写作环境时，女性可能比男性面临更多的困难，如果她们有机会面向国际，就有可能得到较多的支持。
大陆官方的中国笔会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作协）的批准下于八十年代早期成立的。作协是所谓的“中央一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它1996年的章程上写着： “中国作家协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供多样化，新生艺术规律，发扬文艺民主，团结和组织全国各民族作家，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这套党八股臭不可闻，难怪独立特行的作家王立雄问道：“究竟是中国的作家天生就是僵尸，还是中国的作家协会想把并且正在把中国的作家变成僵尸?”他认为这种“僵尸般的语言”“超过了能够容忍下去的界线。 那远远不再是无奈，而是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与气节向权力的摇尾献媚”。王立雄于2001年公开声明退出作家协会。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被作协扶植起来的中国笔会大约很难拒绝这份马列毛的衣钵吧。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秘书长陈迈平说得好: “据我所知，中国笔会中心自八十年代初成立之日起，从来没有为一位因文字系狱的中国作家采取过任何营救行动，发表过任何声明… （它）一直挂在政府机构文化部和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名下， 享受着政府的津贴… 从来没有为促进中国大陆的言论自由、文学创作和出版自由作过任何事情…”。这样的组织有资格加入国际笔会吗？难怪它丑媳妇不敢见公婆，几年来连会费也不缴，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然而在国际笔会的网站上，官方的中国笔会会长的名字俨然还是巴金，天可怜见，102岁的古稀老人，还是逃不出党的铁爪。共产党不让人活时，你好歹都得去见阎王，但是共产党不让人死时，哪怕你只剩一口气，还碍着祖国的面子不能噎气。2003年百岁寿辰的巴金还被国务院冠上一顶“人民作家”的帽子，当作党的玩偶和花瓶摆设，真是情何以堪？巴金1981年还到过法国里昂（两年前他就重访了法国，这距他1928年离开法国时，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参加国际笔会大会，并于1984年被大会推崇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然而同年他就患了帕金森症，对自己的身躯已经部分失去控制的能力。1999年他被送进上海华东医院，自此以后人们并不知道他的情况。最后一次有确切的巴金尚在人间的消息是2003年11月25日他百岁华诞时，党向他表“关怀和爱顾”，记者想见他未果。自此以后无人知晓他是否气息尚存。王怡所说的中国作家不是作家，是人质的话，百分之百应验在巴金的肉体和精神上了。他的自由和尊严是永远地被中共玩弄和糟蹋了，虽然这并无损于巴金的独立人格，知道巴金所做所为的人都知道他有着不肯跟暴政和权力同流合污的高贵人品。他曾说过“长寿是一种惩罚”，对他这样珍视个人的尊严超过生命的人，人为地、违背他的意志地让他这样苟延残喘，不是最大的亵渎吗。中共政权真是要把一切能利用的“资源”吸到骨髓枯竭。
王怡感叹道：“16年了，56年了，两千年了，我们自己也不能拯救自己。我们的拯救最终依靠那个更高的共同体，依靠我们和你们之间作为作家、作为知识份子、作为自由的个体的那个共同部分。”可是“狱中委员会”能去拯救巴金吗？无奈和愤怒从心底上升，唯一可以释怀的念头是，国际笔会和许多国际的文学机构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将至高的荣誉颁授给巴金先生了，他的灵魂早已升华了，那付人世间的皮囊就留给中共政权去拥抱温存摆弄吧。
转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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