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9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李佳霏台北十九日电）国务机要费与首长特别费事件，近来在台湾引起诸多讨论；台湾学者今天从转型期正义角度出发，认为这种党国体制遗留下来的行政难题，应尽速通盘检讨改革，不宜采取双重标准看待，让各界多点讨论，早日脱离因制度不明而衍生的社会风暴。
台湾智库上午举办“从国务机要费到特支费：从转型正义出发”座谈会，邀请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陈明通、凯达格兰学校校长林向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君恺，以及民主进步党籍立委管碧玲（高雄市）与会。
座谈会主持人、中央研究院社科中心助研究员徐永明说，谈国务机要费与特别费问题，应从历史脉络出发，“为何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这就是典型的转型正义问题，在进入法制化之前，朝野各界应充分讨论。
他表示，国务机要费与特别费的争议，是“制度上模糊，科目有不同诠释”，也凸显出过去党国体制遗留的东西，不是现在社会价值所接受；他呼吁台北市长马英九能跳脱处理当事人法律的角度，从在野党领袖的高度出发，进行整体制度性讨论、反省，甚至法制化工作。
陈君恺指出，国务机要费与首长特别费事件，事实上是存在已久的历史、文化问题；例如宋代的地方官员，就有所谓“公使钱”的名目，现代学者有人解读这个费用是“特别津贴”，也有人认为是“特别办公费”，依旧争论不休，至于当时的地方官，有人是将其视为俗例落入私囊，也有些人收受，但坚持用在公务。
他说，当前挪用不实单据核销是普遍现象，从收银员惯例询问一句“先生，您发票要打统编吗？”即可知；但这些事例，有许多其实是在硬性规定下不得不然的便宜行事，不仅与贪渎无关，甚至可能是为了完成工作的责任心而造成。
陈君恺表示，使用单据核销的制度，原来是为了防止弊端，但一个防弊措施，却反而造成更多弊端时，这种不符世情、入人于罪的制度，已到了应该改弦更张的时候。他呼吁，台湾应尽速通盘检讨改革国务机要费与特别费的运用与核销制度。
陈明通说，国务机要费与首长特别费事件，其实只不过突显转型期许多问题的一两项而已，所以闹得沸沸扬扬，主要是主角太“巨大”，在政治斗争的逻辑下，无限的被放大，然后无限上纲道德标准，“转型期正义”问题早被抛到九霄云外，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闹到社会动荡的地步。
他认为，如果要谈整体解决的方法，就必须把转型期正义这个概念重新找回，对于过去不对的事，当然要按照新的民主治理标准矫正，但因为因袭过去的模式所犯的现在标准错误，应该予以赦免，既往不咎，如此“虽不令人满意，但应可以勉强接受”，才能平息现有风暴，使国家早日走过转型期的阵痛，迈向正常的民主道路。
管碧玲：从转型正义处理国务费与特别费议题
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管碧玲今天表示，国务机要费与特别费争议，属转型正义应包裹处理的议题，不应有双重标准，也不是台北市长马英九个人的法律问题，应从制度面检讨，减少社会对立；法制化后应保留特别费，给予愈高层级首长，更大的运用弹性。
管碧玲（高雄市）上午出席“从国务机要费到特支费：从转型正义出发”座谈会时，整理资料反驳中国国民党指称，国务机要费没有特别费性质的说法。
她指出，国务机要费在民国八十四年度到八十六年度，机要费还编列在“特别费”项下，属下位概念，但国务机要费演变过程中，制度模糊，莫衷一是。
管碧玲表示，总统府在民国三十八年度就编有国务机要性质经费，当时以经费性质分别编列在“机密费”与“特别费”两个科目项下；五十二年度后，改按计划别编列，都以“国务机要”计划科目呈现，并再依用途，从早年“机密费”、“特别费”或“机要及机密费”演变至今，归属在“业务费”项下的“机要费”。
她说，综观国务机要费预算的演变过程，据主计处说法，确有机密费与特别费性质，总统府会计处才会说，总统府内部会计程序及公文用语，仍称不需凭证部分为机密费，需凭证部分称特别费。
管碧玲指出，中央政府各机关首长等人员的特别费，依法规定，“特别费的支用，仍以检具原始凭证列报为原则”，只有在例外情况，“有部分费用确实无法取得原始凭证时，得依首长领据列报，但最高以特别费半数为限”。
她表示，从上述规定可知，首长特别费是在例外情况下，可不用发票核销，但不能超过特别费半数，现在却被说成是“特别费的一半不用发票核销”，这是特别费衍生风暴的关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