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文革”浩劫追忆祭难 ( 三)

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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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19日讯】“文革”中道德普遍低劣化的后遗症是严重的,延续到今:如今社会精神面貌让人痛心,从“文革”的普遍假话、谎话、恶话现象演变到现在的造假、制假大规模蔓延,假商品、假药、假食品、假钞、假账、假业绩、假文凭等等层出不穷、泛滥成灾,以至人们仍不遗余力地呼吁诚信,呼唤道德和良知的回归。从“文革”时期盛行的“假、恶、丑、骗、斗、暴、打、砸、抢,”演变到现在普遍存在的“黄、毒、赌、骗、偷、抢、贿、贪、腐”,坑蒙拐骗异常猖獗,犯罪率急剧上升。江泽民虽表面上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口号,但实际上仍大力维护特权阶层和贪官污吏的腐败利益。国企改革的结果使广大工人下岗、失业,但很大部分国家财产转移到了有权有势的暴发户的手里了(把国有财产巧取豪夺改为股份制或私营制);农村的高税收剥削用以豢养一大批农村官僚使得人们发出了“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强烈呼声;这几年住房、教育、医疗三项改革的出笼,更是把国家应承担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全部抛给了广大城乡老百姓(印度经济比我国落后,但穷人看病都不用花钱),使平民阶层陷入了更无保障的境地。封建社会对贫富悬殊曾有诗为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在我们毫不夸张地说:灯红酒绿后,贫民草根枯。例如“文革”时期自杀人数与自杀率均为当时世界第一,当时城市自杀人数远超过农村,但现在农村自杀人数远超过城市,农民是我国最无助的广大弱势与困难群体。不堪负重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使我国2004年的自杀人数上升到34多万人(农民占近九成),每90秒钟自杀一人,自杀人数与女性自杀率仍为世界第一。

(13)中国人民遭遇的空前深重苦难促使无数正直善良的人民冷静思考,深刻反省: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空前的大浩劫、大悲剧?!1976年春涌现的群众自发性反抗“四人帮”暴政的表达广大民意的“四五运动”,虽被暂时镇压下去,但中国人民理性思维的发展,对真正民主与法治的渴望、对自由与人权的期盼、对富国强民、振兴中华的追求促使中共高层在“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去世后,为了夺取并扩大权力,才下了决心于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批判他们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否定了“文革”,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顺应了最广大的人心民意,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图谋现代化发展的初级轨道。但是,人们将永远铭记“文革”中林昭(“文革”前遇害)、张志新、遇罗克、傅雷、老舍、李九莲等许多具有独立人格、为追求真理、反抗暴政而英勇无畏地献出生命的英烈们,他们的崇高形象是永远树立在广大人民心中的高大丰碑;而毛泽东、江青、康生、林彪等臭名昭著的大恶棍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温文尔雅的宋庆龄女士在提及江青时竟也怒斥其为“那婊子养的!”提倡讲真话的著名作家巴金在80年代曾提出一个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用来教育后代,杜绝后患。但这深入民心的建议却被统治当局遥遥无期地搁置起来。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人民批判列宁是极左思潮的鼻祖并彻底否定了史达林。毛泽东与史达林一脉相承,利用极左思潮,大权独揽、无恶不作、疯狂迫害、草菅人命,例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毛泽东丧尽理性推行极左的劳民伤财的“三面红旗”经济政策而一手造成的严重人祸,却欺骗全世界为“三年自然灾害”(当时风调雨顺,根本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致使我国当时赤地千里,饿孚遍野,人们普遍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而活活饿死的人数(以农民为主)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央才私下承认二千多万,实则统计学家根据我国人口增长规律,统计出至少饿死四千多万人(中央国务院内部档案披露,根据各省保守的统计上报,当时饿死人数大约三千七百多万人,须知历来官方的报导执行“报喜不报忧、”“报假不报真”的原则);大跃进变成大倒退;为应付城镇粮荒,无数城镇居民被强制迁往农村。但当时的报纸天天宣传“我国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反动统治使得台湾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真是厚颜无耻之极)等等,对国外普遍报导了中国粮食大饥荒经济大倒退的消息,并被列为1960年国际上十大新闻之一,而我国报刊上却不断叫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掀起反华大合唱”,“粉碎帝修反和平演变的阴谋”,不但大量饿死人的消息绝对被严密封锁,报纸上总是宣传我国形势大好,盛世昌明,人民莺歌燕舞,热烈拥护党和领袖。事后虽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临时改变毛泽东的极左经济政策才挽回了惨局,但毛泽东死不认错,反而耍无赖,把为民请命、敢讲真话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打倒(均被毛迫害致死),毛还耿耿于怀于刘、周、邓等人在三年困难时期为收拾残局而获得权力的扩大,伺机反扑,毛尤其对刘说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话怀恨在心,对此毛恼恨地说:“我就是不下罪己昭。”(一副无赖嘴脸!)这是毛泽东挑起“文革”动乱,想独霸大权,“文革”中打倒刘、邓,批判周公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21世纪,联合国科教文的历史学者们总结了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三大悲剧:其一是发生了世界两次大战,死亡人数六千万至七千万;其二是发生了一系列种族屠杀,例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卢旺达胡图族屠杀80万图西族,南京大屠杀30多万,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屠杀波黑穆斯林、克罗地亚族和屠杀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等等;其三是最大的人间惨剧,即共产世界大规模的人权迫害,造成了非正常死亡一亿两千万人,其中中国被迫害致死八千多万人(占当时人口十分之一以上),苏联被迫害致死二千多万人(也占当时人口十分之一以上),柬埔寨被迫害致死两百万人(占当时人口四分之一)等等。全世界理性而正义的人类都公认20世纪出了三大暴君: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还有许多小暴君,如波尔布特、萨达姆、金日成、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阿明等人。希、斯二大暴君已被彻底唾弃并得到了清算,但毛泽东的阴魂不散,至今仍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压迫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头上。天安门的毛泽东纪念堂是中国的“靖国神社”,是中国人民的莫大耻辱!。希特勒的纳粹(纳粹党的全称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法西斯运动,挂着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旗号,但极右的本质是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煽动并制造民族仇恨,进行大规模的民族压迫和种族屠杀;史达林、毛泽东的共产运动,也挂着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旗号,但极左的本质是鼓吹阶级斗争,大肆煽动并制造阶级仇恨,进行大规模的阶级压迫和阶级虐杀(已成为大规模的全民迫害!)。二者虽形式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即都犯下了反人类罪、反社会罪、大规模群体虐杀罪,而且二者的统治方式完全一样,都以专制暴政和欺骗迷惑本国人民为手段来维护其残酷无比、毫无人性的统治权,其本质都是维护领袖独裁,严密控制舆论,疯狂反对民主,颠覆人类优良价值观与道德观,反对法治,反对人权,其目的就是为了谋财害命,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牟取暴利。不管是极左的阶级迫害(实质是全民迫害)还是极右的民族迫害,它们都是一颗独裁专制的歪树上结出的两个毒果,两者貌离神合。世界人民还评选出了20世纪已对人类造成最大危害和灾难的十类书籍:第一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第二是“毛泽东选集”,第三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们共同具备的独裁专制、谋财害命的极端邪恶思想已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祸害,也深深欺骗或毒害了一些国家的许多民众。“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流毒不除,遗害无穷。

70年代末,共党高官陈云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并说毛泽东“文革”有罪。现在我们应该还其庐山真面目,毛泽东是鬼,不是人!他决不是“人民大救星”,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绝后的三大灾难,在他执政的27年中,其一是残酷迫害竟使中国人民七千多万人生灵涂炭(国外报刊均纷纷报导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恶魔);其二是严重破坏了经济,竟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使广大民众生活民不聊生;其三最严重最恶劣的祸害是毫无人性地摧残了中国人民悠久的优良文化道德传统,摧毁了“礼义仁智信廉耻”、埋葬了“人性论”,如在“文革”初期的大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文革”后期大张旗鼓地批判孔孟的主张道德修练的儒家学说,即否定“仁政”;大肆宣扬崇尚封建帝王阴谋权术不讲人性的法家学说,即推行“霸权”。“文化大革命”形成了对优秀文化的大破坏、大摧残,而优秀文化包括源远流长的宗教信仰是民族的灵魂,是道德的源泉,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如今被毛泽东打开了潘朵拉的魔盒,群魔乱舞,不断释放出毒害人民灵魂的大量邪恶,颠覆了中国优良传统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造成“皇帝新衣”面前的集体失语和三呼“万岁”的“变色龙”以及流氓恶棍的大量涌现,使广大人民受到流氓化、愚昧化、奴才化、冷漠化的深深毒害和腐蚀,社会道德风尚大倒退、大沉沦。据公安部统计,我国这几十年来,每隔几年,刑事犯罪人数就要翻一倍上升,现在我国刑事犯罪案件据公安部网上公布已高达每年四百多万起(其中不包括大量的受害群众不报案的案件,例如偷、骗,毒、赌、抢、奸淫、敲诈、打斗行凶等等层出不穷,因为破案率很低),社会治安严重恶化,这是有目共睹的痛心事实(例如这十余年来我家被盗窃了11辆自行车和电动车,最近一年竟被盗窃了4辆。过去曾有一次向警署报案过,工作人员说:这种事情太多了,别指望了,100辆被偷的车能找回一辆就不错了。其他我们都没有报案过。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遇到被骗、被盗、被抢的案件不计其数,基本上都没有报案过)。造成中国社会道德大败坏大堕落的始作佣者就是毛泽东,这是广大中国人民所公认的,对此越是老年人越有深刻体会,有正义感的老年人常常感叹民风今不如昔,而且民风越来越差,越来越坏。生前曾担心过自己死后会被鞭尸的毛泽东,其实也很清楚自己的罪恶血债累累、罄竹难书,他必将在中国历史上遗臭万年!什么时候中国人民能彻底清算千古罪人毛泽东的滔天罪恶,什么时候中华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伟大复兴和振兴!

1748年,法国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巨作《论法的精神》诞生了,该书首次提出了限制权利的理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要防止滥用权利,就必须以权利约束权利”,进而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理论,向沿袭了千百年的皇权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就象黑暗的夜幕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一样夺目四射,逐渐驱散了独裁专制的黑暗。(邓小平很害怕三权分立,1987年他特地嘱咐赵紫阳主持召开党的十三大时千万不能有三权分立的内容,一点影子都不能有,企图维持一党独裁的局面。)1789年同是法国,又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思想和观点的自由交流是人的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任何公民均可自由地说话、写作和出版,但要保证对法律规定地情况不滥用这个自由。”从此,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呼声响彻大地、深入人心。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曾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世界潮流就是民主潮流!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已跨入了民主社会,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孕育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进入现代文明的前提,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民主不是手段,不是工具,不是方法,不是策略,更不是恩赐;民主是理想目标,是人文精神,是智慧喷泉,是宽广情怀,是美好氛围,是象呼吸空气那样无时不刻的需求,是人民大众实现平等和谐互助的凝聚力。民主就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决不是共产党“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暴政独裁。我国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已被广大人民讥讽为“书记开口,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百姓垂手,舆论禁口”的木偶戏伎俩。共产党只需要人民“享有”做哑巴的“自由”,“享有”做奴才的“自由”,“享有”被压迫受剥削的“自由”。

现代化国家的标志是实现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权利平民化、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生活福利化、社会法治化、军警国家化(不属党派私有),其中核心是实现民主与法治,这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根本基础。连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都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半个多世纪来,我国人民根本无法享受公民应有的基本民主权利:如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出版权、参政权(真正的选举与被选举权)、罢免权、结社权、集会权、赔偿权、信仰自由权、免除恐惧权等等的合法权利均被剥夺,一切均为党天下所严密控制,人为制造了极少数人的虎狼权和绝大多数人的猪牛权(共产党宣传的人权就是所谓生存权,毛泽东说过:“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一副皇权嘴脸!)。健全的民主与法治社会,为每个人的聪明才能智慧力量的充分发挥,为社会形成充满公平正义爱心互助幸福的氛围,提供了最良好的条件和最理想的环境;而专制、高压、欺骗、一言堂、极权和镇压等等形成的专横跋扈、指鹿为马的暴政现象是压制、束缚广大人民自由发展的身心锁链,是民主与法治、文明与进步的大敌,是社会产生动乱、触发风气败坏、道德沉沦和不断产生黑暗罪恶及大量腐败现象的根源,是公民们不断遭受身心苦难的来源。我国大陆与台湾、北朝鲜与南韩、共产党垮台前的东欧与西欧各国在社会各方面(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水平、民风等等)进行的比较,都形成了前者落后、后者先进的巨大反差与鲜明对比!共产党常常自吹自擂他们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社会最美好最先进最理想的制度,这只能证明了他们的无耻嘴脸与无赖本性。

其实我国著名学者胡适(五四前夕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人)傅斯年等人早在四十年代后期就清醒地指出:国民党的统治是民主多与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的统治是民主有与无的问题。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社会,是光明磊落的社会,是蓬勃发展不断进步的社会;共产党剥夺民主治理的统治就是黑暗反动统治!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使大陆社会与台湾社会相比: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无论民生、民风、民智,都使大陆造成了历史的大倒退、大落后、大危机!这是铁的事实。事实上国民党要远远开明得多,即使在战乱频繁国共交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共产党的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尽管那时共产党的报纸天天在攻击并妖魔化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一些知识份子和社会贤达(例如鲁迅、胡风、“七君子”全体、罗隆基、储安平、浦熙修等人)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不断发表揭露国民党统治当局的一些腐败专制的文章,但抨击过国民党的那些著名正直文人后来大多数都被共产党整肃为“阶级敌人”了,剩余的少数人不是变成哑巴就是出卖灵魂了。而国民党在台湾真正走上了民主发展的正确道路。据采访过台湾的大陆新闻代表团成员回来感慨地说:台湾民众与民风(与大陆对比)确实非常真诚和淳朴。(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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