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1日讯】最近的《冰点》周刊事件，再一次证明了专制机关对新闻舆论的钳制和粗暴干涉。虽然，《冰点》最终以复刊作为结果，但复刊后的《冰点》只不过是被强奸后的《冰点》，内容绝对和原来不一样，也会失去原有的风貌和精神，就象阳痿患者一样。
专制整你没商量，这是我们看到的一面，但是还有一面我们没有看到，那就是中国普遍存在着的“新闻寻租”现象。从《冰点》来看，它只有两种出路，一种是向专制妥协，成为“吹鼓手”或者专制中的一员；另一种就是依靠新闻来置换滚滚的财富。至于它所坚持的精神和风骨的中间道路，在中国目前这种新闻体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种出路实际上就是“新闻寻租”。
说起“权力寻租”，大家都会明白的，那就是通过权力来攫取财富。在一个不民主、不文明、不现代的社会里，无制约的权力被推崇的至高无上，通过这种虚无的东西来置换财富，置换腐朽的生活，置换尊严，置换压迫人民的快感是易如翻掌的。
“新闻寻租”和“权力寻租”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攫取财富。本质也是一样的，都是专制的产物。但“新闻寻租”恐怕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才存在着。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最高体现之一，是人们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人都有新闻自由，都有自由办报办刊的权利，都能自由的发表言论。而在一个极端专制的国家里，因为新闻是控制在专制手中，是工具，是喉舌，它们根本不允许老百姓随便办报报刊。所有的报刊都是控制在专制政府手里，所有的言论都要经过层层过滤，所有的记者编辑都经过各种方式的洗脑，能深刻实践为专制服务的新闻观，这样的新闻当然无法代表人民。
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因为新闻自由是其根本，办报办刊很简单，也就没有什么“新闻寻租”的现象，比如西方等自由社会。而在极端极权专制的国家里，因为新闻是牢牢掌握在专制手里，有专款可用，所以新闻也不存在着寻租现象，比如朝鲜，比如过去的苏联和中国等。唯有在中国现在的这种畸形体制下，新闻才存在着寻租现象，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的新闻媒体目前有两种，一种是党报党刊，比如《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中央电视台等，另一种就是所谓的民营报纸，如各地的都市生活类报纸大都属于此类，但无论是党报党刊，还是民营报纸，都要求服务于党，坚持党的舆论导向。在舆论导向上，党报党刊跟得近些，内容纯粹是歌功颂德、说教之类的东西。民营报刊相对松些，我们看到的许多恶性事件一般都是民营报刊报导出来的。党报党刊和民营报刊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党报党刊有国家的专款可用──办报有经费，发行有摊派，比如《陕西日报》，每年的经费在上亿元。《陕西日报》每年都亏损，都缺少经费，据说每年的新年前，陕西省的主要领导都把各个企业领导聚集在一起，不给钱就不让走人。《陕西日报》年亏损额据说在数千万人民币，曾有人建议停了这种劳民伤财的报纸，但没有一个领导敢下这个决心。因为这是党报啊。而民营报纸，国家只给所谓的政策，却不投一分钱，只有靠自己融资，融下来的钱还要交数量可观的管理费。而国家给的所谓政策，除了坚持党的舆论导向不能丢外，其他都可以网开一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实际上在民营报纸的脖子上斩了一刀。内容上不能自主，经济上又不扶持，老百姓对新闻又有了新的理解和要求，因此民营报纸生存一般都很艰难，据了解全国各地这几年的民营报纸基本上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
也许媒体是个朝阳产业，所以在中国偏偏又有许多人想投资办报。这样，刊号就成了十分稀缺的资源。一个刊号，就是100多万。刊号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在民主国家里，一钱不值，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却价值万金。在中国，办一个刊号很难，刊号要经过层层审批，而且要有相当的政治背景。据说，现在的刊号审批又停止了，国家原则上不批。所以在中国，有刊号的并不见得能办报，想办报的却没有刊号。这种状况正是“新闻寻租”产生的背景。比如本市的《三秦都市报》，每年的亏损都在千万，员工多次发不出工资。最近和一个民营老板合作，这位老板投资2,000万人民币，这2,000万实际上就是刊号的费用。而陕西《美报》在三年前还是出版社的一个小报，工资发不出来，后来卖给一家房产商，好象是100万。《西安商报》几年前弄了好几个投资商，每一个都只是几个月，最后一个已经办了三年，亏了3,000多万，现在发行量只有几千份，想卖出去，却没人要。有人说，象这样苟延残喘的报纸，还不如停了好。但是人家很清楚：只要有刊号，就是财富。保持刊号，也就是保留了财富。只要报纸出着，就证明刊号还在。
投资报纸，报纸实际上却不属于你的，这一点和中国的其他投资对象不同。国家规定，民营企业投资报纸，只有经营权，没有采编权。主权仍就是国家的。曾经有一个笑话，《美报》的总编和投资商的老总去参加新闻出版局的考试，有一道题是这样的：你投资报纸，报纸就属于你的吗？那个老总毫不犹豫地签了个是，因为按照共产党的宣传谁投资谁收益，我投资报纸，报纸当然是属于我的了。结果被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奚落了一通。
投资却并不能买断报刊，只能买断暂时的使用权，就象“权力寻租”，也不能买断权力，只能获得暂时的置换权一样。
据了解，西安的“刊号费”一般是这样的，《美报》100万，《西安广播电视报》30万，《陕西广播电视报》200万，《城市经济导报》30万，《三秦都市报》500万。当然这是年价。付出这个价格，你可以获得该报出过主权外一年的发行权、广告权、管理权以及实质上的采编权。
“新闻寻租”在民营报刊的现象很普遍，但那些拿着皇粮的党报党刊也不容乐观，许多国字型大小的报刊在各地开设的记者站或者工作站就是典型的“新闻寻租”现象。这种记者站或工作站，主办方只提供所谓的手续，这手续无非是一些档、几张介绍信、空白合同书以及“如果有人打电话，报社会有这个人”的照应。至于经费则一分不给，反而要给主办方交一笔数目可观的管理费。维持记者站或工作者的费用，就只能靠四处敲诈勒索了。《人民日报》在西安的记者站，一年的管理费是100万，《中国青年报》的管理费是30万，另外的一些报刊也在数万数十万不等。
“新闻寻租”严重违背了新闻的基本宗旨，也使得新闻在老百姓心目中形象极为败坏。良知、真诚、正义，是新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内涵，但这种“新闻寻租”的存在，使得新闻常常违背良心违反人伦背弃道义，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走狗。
“新闻寻租”和“权力寻租”一样，是中国专制体制变异的结果。“新闻寻租”是民主自由最大的敌人之一。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新闻回归本原是第一步，而新闻回归本原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反对“新闻寻租”。
2006-03-10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