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10日
谢伟思是观察组最积极的成员。上次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谢伟思认为，这些问题不回答，进一步会谈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美国人想探探毛泽东的口气：只要你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你有多少诚意。
谢伟思还问毛泽东，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美国资本才能在中国投资，以及他如何看待美国人来主持(或被允许参与管理大型工业企业)。
谢伟思对中国雇用美国人(工程师、技术专家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他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机构(其形式和内容)会是什么样的，以及中共领导人计划如何夺取国家政权。
谢伟思顺便谈到美国人对这个未来机构的看法。
“你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谢伟思问道，“它的实质是什么？步骤如何？在这方面，你们是否要学苏联的样子来建设工业基础呢？你们是否不管生活水平多么低，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呢？你们是否只建设工业而不去提高生活水平呢？”
谢伟思年轻，充满活力，有很好、很强的记忆力。毛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甚至还对他加以指点，然后就讲离了题，发表长篇大论，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谢伟思耐心地听着，然后再提问题─表述得很好，而且提到了点子上。当毛不直截了当回答时，谢伟思就问另外的问题，切中要害，这样来获得他想要的全部情况。他还告诉中共中央主席，美国大使馆已接到华盛顿方面的一份重要电报，希望重庆政府进行改组。这意味着要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因此，中国的舆论（主要的报纸、社会集团、政治领导人等等）也会受到压力。谢伟思宣布，白宫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是适宜的。这个政府一定要包括所有有影响的政治组织、集团、党派的代表，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代表。
因此，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华盛顿已经投身于一场争夺，以便攫取这个国家的重要阵地，并控制特区。罗斯福政府相信，它在特区建立一个亲美派的努力将不会受挫。
美国方面的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卢登和谢伟思来处理。很清楚，如果华盛顿没有授权，他们是不敢进行这样的接触的。我相信华盛顿是授权给他们的。
巴雷特负责军事战略。
谢伟思在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要求他说明，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可能起的作用，以及对一般的外国投资的意见。
谢伟思是用这样一种办法来进行会谈的：他能使参加会谈的人毫不怀疑中国未来的政治结构的性质，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共为领导力量的人民中国，尽管谢伟思并没有直率地谈这一点。
谢伟思显然是美国观察组重要的成员。在延安，开头几个星期，他不谈政治。好几次，当中国同志向他提出一些政治问题时，他躲躲闪闪，说他和观察组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只关心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现在，他已经作为美国的全权代表，大谈特谈起政治来了。无疑，他在向重庆报告他的会谈结果，由重庆转送华盛顿。很清楚，美国和中共领导的政策，在共同目的、永久联盟以及这一联盟对双方的好处等方面，是吻合的。在这些会谈中苏联的幽灵总是出现，对与会者有明显的影响。总的说来，会谈并未摆脱紧张、仓促、不够坦率和互不信任的气氛。
四个星期以来，谢伟思一直在同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共许多高级官员探讨一些他以前同他们探讨的问题。他会见了叶剑英、博古、周恩来等人。我得到的情报不仅很少，而且往往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符。博古帮助我了解真相。
卢登不怎么健谈。他通常是巴雷特或者谢伟思的助手。美国人在延安一点儿也不拘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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