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日讯】“血汗工厂”是中国畸形经济发展的恶果，它严重侵犯了人权，使得“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是血淋淋”的说法得以真实的再现。今年6月份的富士康“血汗工厂”的报导开始把这个丑恶现象公之于众，人们的指责象火山一样喷涌出来，可是还没有等到事情有个最终结果，最近富士康事件又起波澜。这个世界企业巨头把报导“血汗工厂”事件的《第一财经日报》社记者推上了被告席，索赔额达到3,000万的天价，几乎创下了历史纪录：
6月15日和22日，《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一财》）刊发了记者王佑采写的两篇报导，揭露台湾首富郭台铭在大陆投资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深圳的工厂普遍存在工人“超时加班”问题。富士康认为报导不实，侵害其名誉权，其法人公司鸿富锦公司7月初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王佑和《一财》编委翁宝，索赔3,000万人民币，其中王佑2,000万人民币，翁宝1,000万人民币，并提出财产保全请求，法院查封了两人的房产、汽车和存款。据了解，这是目前中国大陆向媒体索赔金额最大的名誉侵权案，也是首例越过报社直接向记者起诉并查封记者私有财产的案件。
这个事件在国内惹起了轩然大波，网上的评论铺天盖地，许多报纸也加入了其中，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评论集中在这么三点，一是许多人献身说法，揭开富士康“血汗工厂”惊人的内幕。二是质疑中国法律的权威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记者的报导行为应该是工作，富士康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把记者所在的媒体作为主要被告，而如今富士康竟然把记者个人作为被告，法院竟然受理了。由此可见其中颇耐人寻味。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只是一桩普通的名誉侵权事件，可是两名被告竟然被冻结了个人财产，人们不得不忧虑：“以名誉侵权为由对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资产进行冻结，堪称司法实践上的一大败笔，如果不加以纠正，不仅会消弱法律的公信力，也会从实质上对舆论监督带来损害。”三是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很不满。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血汗工厂”这个事件中一直态度暧昧，在事件刚发生时如此，如今更是这样。大家知道，像这样的天理昭昭的事件，按理说政府应该有一个鲜明的态度，可是它态度却不明朗。不明朗，实质上就是支持，这如同对强盗的行为不制止一样，实质就是在支持强盗的抢劫。它没有意识到，“劳工权益受到肆意侵害，不仅降低了广大人群的生活幸福感，实际上也抹平了改革开放给劳动者带来的福祉，更严重的是，它还导致了社会公平的失衡。”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事件。富士康能把记者推向被告席，唯一的理由就是记者所披露的事实不实。但记者披露的富士康“血汗工厂”果真不实吗？先不说《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采访有原始的记录，有正式的证据，何况富士康血汗工厂还首先是人家英国一家报纸报导出来的呢，且看目前网上许多人的现身说法使得富士康的“血汗”更加昭然若揭：
富士康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厂，对于一个在里面呆过三年的我来说最清楚不过了。我每天可以看到至少30人以上因为工作强度太大而累晕过去的；因为工厂的设备问题出工伤的每年不下千起。而这些全都没有上报工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这就是政府给他们的权力，为了多收点税收就不要我们这些打工者的死活。有事也不让报导，真他妈的什么玩意……
为了讨好中国大陆政府，富士康也在集团内部成立的形同虚设的党委，而且以党委的名义到处捐款和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作为一向低调的总裁郭台铭，平时基本上不接受媒体采访，但当以个人名义捐款时却从来忘不了媒体，尽力在大陆社会树立一个良好形象。在2005中国慈善企业榜中，富士康集团就以捐款9,690万人民币列第二。不可否认富士康对社会公益事业所做的贡献。但大家应该清楚跟它从大陆劳工身上剥夺的利润相比，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这些钱拿去交罚款那是远远不够的。
这不，“血汗工厂”的事实应该是很清楚的。富士康却把记者推向被告席，显然有点无理取闹的意思。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这使我想到中国民间的一系列维权事件，比如五、六年前的三株事件。当时第一个揭开黑幕的是山西的韩成刚，是他首先使得湖南株洲“八瓶三株药了老汉命一条”的案子公布于天下的。他也遭到了打击报复，被推上了被告席。三株花了两千多万元摆平了湖南株洲这件事，二审时果然三株胜诉。据说，事后三株总裁吴炳新总结经验，还说道，我们错就错在应该早点拿出几千万摆平这件事，否则三株就不会败得这么惨。是的，依照以往的事实来看，富士康是一个有背景、有财势的世界级企业，整一个记者算得了什么？如今它显然和记者呕上了气，哪怕花几千万也要出这口气。几千万，对富士康而言只是九牛一毛，而对于记者们却伤筋动骨，很可能一辈子跌入苦海。结果很可能是这样的：富士康胜诉了，获得了几万元，或者几元钱的胜诉费；记者们累得吐血；而其实，富士康为这件案子却花了数千万。啊，人家就这么财大气粗，宁可把钱扔进法院，也不会给员工多
发一分的。
目前，中国记者们都十分关心此事，为这件事的结果忐忑不安，在《中国记者》、《记者之家》等网站上也发出了联合呼吁、抗议的声明。就连记协也明确表示会保护记者。但因为中国记者协会是个官办的组织，而记者们又是一盘散沙，我确实有点悲观。也许这件事最终还要归于富士康的良心发现，撤回了诉讼书。但因此中国记者们却遭受到了一次打击，犹如霜打的茄子一样，以后谁还会再维权？
富士康是个台湾企业，在台湾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2004年，鸿海（和“富士康”同属于台湾首富郭台铭）也曾因一篇报导，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假扣押”了台湾《工商时报》记者旷文琪的个人财产，同时向其个人索赔3,000万元新台币。2004年12月16日，台湾记者协会发起万人联署活动，并通过国际记协等团体发函给包括代尔、诺基亚、惠普等富士康的代工客户，提醒他们慎选合作厂商，不要下蛋给漠视人权、打压新闻自由的企业。受此影响，2004年12月20日富士康最终以“为减轻假扣押事件对社会造成的纷扰”为由撤回诉讼请求。
（2006年8月29日）
【补充】
截止到我发稿时，方才得知富士康事件又有新的发展。据传，昨天（8月30日23时），富士康宣布索赔额降为一元钱，并且撤销对记者财产冻结申请，把《第一财经日报》作为第一被告。果然，犹如我分析的那样，富士康只不过是呕气而已，是闹着玩罢了。而中国的法院却在人家的闹剧中被牵着脖子走。今天不惜违反法律程序列记者为被告，明天在人家的号召下，又取消了。真犹如儿戏一样。但是，我担心的是就在这种儿戏中，以后记者谁还敢维权呢？因为，连法院既然能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别说其它部门、甚至报社，也能让人家攻下来。你看，富士康背后“用功”多大。在这样的“用功”下，这件案子的结果可想而知。
（200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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