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大力接济下，我的健康渐渐地恢复了，一年多以后，不但小便能够自我控制，而且还能挑动一百多斤的担子。我是全中队一百多人中收到邮包最多的一个，不但犯人们羡慕不已，连管教人员也对我另眼相看了。根据狱中不成文的“内部规定”，每次收到邮包以后，我都分给犯人头子一些实惠，头子也就在他权力许可的范围内给我一些照顾。我也送一些给生活确有困难的普通犯人。他们当然很感激，问我：“你母亲是干什么的？她一定很有钱吧？”
其实，我母亲并没有钱。她出身书香门第，是杭州法政专科学校毕业生，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师，后来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就是从来没有从事过她的本行法律工作。上海沦陷于日寇后，她辞去铁路局工作，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以照顾丈夫、抚养孩子为己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时她已经七十七岁了，突然精神抖擞地捡起年轻时学过的的老本行，根据我提供的一份材料（是托刑满释放出狱的犯人捎出去的），逐级向法院写了一份又一份的申诉，直到给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本人写信。她还写信向《人民日报》和文化部反映我的情况。这些信最后都转到了阜新法院，这也是我之所以较早出狱的原因。当时，盘锦劳改队的政治犯，即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仍在关押劳改。法院派人把我从劳改队接回阜新，旅途中谈到我的母亲，不无敬畏地说：“你的母亲可不简单啊！写了那么多信，这老太太笔头真厉害。”
现在，我就要和母亲见面了。从哈尔滨三棵树开往上海的55次列车，一向是人满为患。我挤缩在通往洗脸池的过道上，从锦州一直站到苏州，站了将近三十个小时，一点儿都不感到疲劳。我的脑海中交替浮现上了母亲在不同时期的形像。啊，母亲！母亲！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亲！
母亲见到从囹圄中返回的儿子，既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你回来了。”她用爱抚的目光仔细地看着我，目光从我的头部慢慢下移，一直移到我的两只脚上，然后，又从我的两只脚徐徐向上移动……半晌，才说出第二句话：“身体还好吧？”
母亲比四年前衰老多了，头发全白了。她步履艰难，上下楼梯都很吃力。那天下午，我被扣上手铐带走以后不久，就来了一帮人抄家，抄得非常仔细，连每个空火柴盒都要打开看了又看，细细研究一番。母亲没有喝一口水，吃一粒饭。第二天，她同平时一样起床，并且若无其事地在家门口转了几圈，这是故意让周围邻居看的。母亲是一个坚强、自尊的女性，她不愿意表现出自己的悲痛，她在邻里面前镇定自如，仿佛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这也是显示她的坚定信念，相信她的儿子不是坏人，终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一天。她当然更不会相信我是香港特务。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她倒下了。她发着低烧，眼睛淌着泪水。她神志不清，迷糊中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的乳名。父亲在恐惧中给我哥哥发去了电报。哥哥请了假，从大西北赶回来，在病榻前伺候了四十多天，母亲才神志清醒过来……后来，为了接济我，她又节衣缩食，克扣自己和我父亲，生活过得非常贫苦。她寄给我的那许多高级营养品，有时是瞒着父亲的，因为经济拮据，她怕父亲知道了不高兴。
1979年新年，我们全家团聚了。这是自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我们全家第一次团聚。多么欢畅、多么可贵的团聚啊！历史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母亲对我又有什么期望呢？
她没有什么更大的期望了，只期望我从此不再关心国家大事，更不要再写什么小说了，做一个安于本分的老百姓，娶妻成家，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这个期望是多么渺小啊！但这个期望又是何等的伟大啊！这是从辛亥革命以来，阅尽半个多世纪政治风云的一位中国女性对政治所感到的失望和恐惧，也是她心灵深处人性的流露啊！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个体的生命却通过自己的子女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一棵本来应当长一尺高的青草，一旦遇到干旱恶劣的气候环境，它宁可牺牲自己，那怕只长三寸高，也要努力把能量积蓄下来留传给下一代。我国有一句俗话，叫“寸草结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大概也是上帝创造生命以后，整个生物界的通性吧，它尤其体现在母性身上。
母亲还记得送过我钢笔和袜子的F，甚至痴情地幻想她也许还会等着我。母亲说：
“人是有感情的，尤其是女人。有的女人一生只能爱一个人。如果她当初对你真的有意思，说不定还会等着你的。她若不负你，你也不能负她。”
一个饱经沧桑、年近八十的母亲，竟然还那么罗曼蒂克！多么善良多么天真的女性罗曼蒂克！母亲啊母亲！在毛泽东极左路线统治下，人性是怎样地受压抑、被扭曲啊！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冲击下，有多少善良的中国女性，为了躲避风暴的摧残，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人性和我国妇女传统的美德，离开了自己的丈夫，有的甚至还抛弃了自己的子女。这是时代的悲剧，这是历史的恶作剧。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了。F和我交往还不满三个月，况且在入狱前就已经和我分道扬镳，她怎么会等我呢？
其实，我的内心也是充满罗曼蒂克的，也许是母亲的遗传吧。可惜，现实生活却缺少罗曼蒂克。F和我分手以后，经人介绍，又认识了一个男的。她接受了上次的教训，这回特别重视政治条件而不再书生气十足了。对方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交通局所属某运输队的党书记，真正的第一把手，政治条件确实是好得无可挑剔了吧？F不久便失身了，失身之后，这才发现对方是有妇之夫。F没有控告他，倒是他自己先坦白了。原来，这个人犯有严重的贪污罪，又是情场老手，被捕后据他本人交代，总共和七名女性发生过不正当的性关系。他因贪污被判了七年徒刑，也被送到盘锦劳改队服刑，只是和我不在一个大队。这是我离开劳改队之前半年，由一个新入狱的犯人M告诉我的。M是从解放军转业的汽车司机，在部队认识了一位元女医生，这位女医生后来成了军分区某领导的妻子。M转业以后，竟然和领导的妻子发生了暧昧关系。那位领导知道了，但并不想离婚，M则以破坏军婚罪被判处七年徒刑。因为M的情人也是医务界的，所以对F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世界是那么大，又是那么小。M只从情人口中听说F其人其事，想不到竟在劳改队却又碰上了因写小说被判了七年徒刑的我。
我在上海买了很多礼物，母亲听说是送给F的，心里着实高兴。母亲是欣赏罗曼蒂克和忠诚品格的，她并不知道F后来的事。为了怕她难过，我实在不忍心把M的话转告她。不管怎么说，我在劳改队那个残酷的环境里见到那支镶嵌在精致盒子里的钢笔和那两双漂亮闪光的袜子，顿时心头确实荡起几丝清凉甜蜜的涟漪，再一次坚强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礼尚往来，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训。我想，我是应该回送她一些礼物的。我希望我的礼物多少也能给她带来一点安慰，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她的不幸。
可是，当我回到阜新，把自己的想法吐露给我的朋友贾庆华，他却大不以为然。贾庆华说：“你还送她什么礼物！F不是东西。她对别人说，你是坏人，说她自己上了当。她后来还和别人乱搞，在医务界名声臭得不得了。——我的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亲戚告诉我的。”
贾庆华当然不会骗我，我和他至今仍然保持着友谊。但贾庆华毕业于工学院，虽然懂得各种机器性能，却未必理解另一类具有高级神经活动的机器——人。F和我交往时间虽然不长，但晚上一起看电影看戏倒也不是一次两次，我连她的手都没有碰过一下，对于我是否坏人的问题，她心里当然明白。在中华民族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或少受伤害而说违心话的，实在大有人在啊！至于“乱搞”，正因为对方是共产党的书记，我凭着对生活的直觉，倒怀疑这里面恐怕还有我这个“右派”的几分罪孽：人是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
事情非常凑巧。听说我从上海回来了，有一位叫做Q的，忽然登门拜访，说是要给我介绍物件，是她的同事，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大姑娘，品行绝对端正，只因出身不好，所以一直未搞对像。我并不认识Q，经她自我介绍，方知她和F是同学，而且还是要好的同学，两个人至今还有往来。我对大姑娘并不感兴趣，倒很想听到一些F的近况。
F不但失身，而且有了身孕。她不得不堕胎。这种事情是很难瞒住人的，传开之后，她受到周围人们的议论和鄙视，她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来。有一次，因为搬宿舍发生纠葛，对方随手拿起锁头向她扔去，碰巧扔在右眼角上，视觉神经受了伤。虽然医院曾送她到外地治疗，终因床位紧张，还没有等到彻底治愈就出院了。现在她的右眼失去了视力，不再当外科医生了。
Q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她毕竟是个医生啊！如果不是那桩事，谁敢随便拿锁头扔她呢？这分明是看不起她，欺侮她。不过，她终算找到了一个物件。瞎了一只眼，又是那么大的年纪，找个物件也不容易。虽然是个工人，但工资很高，是个独生子，家里经济条件也很好，答应结婚后帮助她把眼睛治好。”
Q答应代我把礼物转交给F，临走时又邀请我去她家玩，说她丈夫也是个医务工作者，听说过我这个人，很愿意和我认识。但Q又叮嘱我，在她丈夫面前不要提F，因为她丈夫也认为F是堕落下贱的女人，唯恐F把自己的妻子带坏了，Q是瞒着丈夫继续和F来往的，而且也是首先从F的嘴里知道我的。
Q是热心人，第二天便兴冲冲地赶来告诉我，F快要结婚了，收到我的礼物非常激动，说：“想不到还能见到他！”F还向Q打听我的情况，问得很仔细，并且希望我成个家，好有人照顾。
“你想和她见面吗？”Q笑嘻嘻地扬起头，盯着我的眼睛狡猾地问道。“这是第二次握手啊！”
《第二次握手》，是当时正在上演的一部话剧的名字，后来还拍成了电影：描写一个赴美留学的女科学家，因为战争动乱和情人分隔在大洋两岸，等她终于回到国内，昔日的情人已经结了婚。三个人都很痛苦，但三个人都处理好了彼此的关系。这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原作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作这部小说而坐了牢，是“四人帮”掌管文权的姚文元亲自下的逮捕令。
“她快要结婚了，一定很忙,我不应该去打扰。如果她不嫌弃，我倒很愿意在她结婚那天去喝她的喜酒，请你带我去，我要衷心祝愿她幸福。你愿意带我去吗？”
“没问题，我带你去。”Q一口承诺，那种斩钉截铁的口气，很像是个男子汉。
过了一天，Q又来了，手里拎着一个装得涨鼓鼓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气喘吁吁地说道：“她退回来了。F的爱人知道东西是你送的，大发脾气，又是拍桌子，又是摔暖壶，硬是拉着她到我家把东西退回来了。F过去有短处，她爱人什么都知道。而且，F还希望爱人带她到北京治眼睛——她还想当个外科医生呗！F不敢得罪她爱人哪！”
大约一年半以后，我去医院检查身体，遇到了Q。Q告诉我，F的视力是没有希望恢复了。Q多少带点悻悻然地说：“她爱人舍不得花钱，结婚后没有带她到北京治眼睛。”
阜新这个城市并不大，但我没有再见到过F。这是我入狱前出狱后的一个真实故事，在我们这个政治压倒一切而罗曼蒂克却很缺少的国家，也许勉强还可以算做一段罗曼史吧，它现在已经沉淀在我的记忆里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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