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8日报导】（中央社记者蒋天清台北特稿）对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张淑英来说，学西班牙文是个偶然，当西班牙文翻译员更是个偶然。当她知道自己考上西班牙语系，本来打算重考，未料后来念出了心得与兴趣。“当年心境跟现在学生一样，心情都很徬徨，不知未来出路在哪里”。
大二时刚好辅仁大学设立西班牙语文学研究所，因此决定以考上研究所为未来目标。上研究所后，张淑英首次接触翻译，老师要同学演西班牙文戏剧，并说如果不翻译、不演给台湾人看，就没有意义。张淑英和同学就此开始翻译戏剧作品，不过当时她只是抱着“让语言更精进”心态，仍没想过要当翻译员。
因为当时所谓的“翻译员”给人的印象不像是专业─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她后来考上公费出国念博士，打算回来就开始教书。
一九八九年，翻译工作又找上了她。张淑英表示，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西班牙小说家卡米洛‧何西‧塞拉（Camilo Jose Cela）夺得，当时她正在西班牙攻读博士，“中国时报”透过管道找上她，她帮忙写了一篇访问稿，夹杂翻译的背景资料。她笑说，那是她第一篇公开的作品，后来中国时报也开始请她翻译小说。
返台后，张淑英先在辅大教书，也教翻译。她用自己翻译的作品教学，她发现学生有时候想出来的字词，不见得比老师差。对她而言，教翻译相当有乐趣，还可以教学相长。
张淑英指出，台湾学生学习西班牙文的时间，不如学英文十几年那么长，若要求学西文的大学生直接阅读原文的马奎斯的“百年孤寂”，“是很痛苦的”。
她表示，就大学阶段而言，老师当然鼓励学生读原文，但若从充实知识面来看，她也不反对、甚至鼓励学生读中译本。“与其让学生看不懂西文小说，还不如让他们看得懂，培养他们的兴趣”。
她谦称自己翻译文学书籍，不是为了微薄的稿费，“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想对西文的提倡有点贡献吧。一来也是因为自己有兴趣，也很享受过程，大概就算是苦中作乐，乐在其中吧”。
谈到译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张淑英有感而发地说，国内译者的地位低落，所以出版社多以买断的方式，一次跟译者结清稿费，而不是算版税。她打个比方，“就像要求亲生父母脱离自己的孩子一样”。
提及自己的口译经验，张淑英说，工作相当辛苦，压力很大，事前要下很多工夫。她说，她口译时，会挑绘画、文学方面等自己擅长的领域，不会贸然接下自己不熟悉、像是医药方面的案子，“因为一些医药名词，连中文都不见得看得懂”。
她建议，学西语的学生可能得先去西语国家待个几年，多了解当地文化，并提升自己的外语听说能力，才有办法达到口译的程度。
她指出，有些学生把学习语言看得太重，忽略了语言其实只是工具，应该跟其他领域的专业结合起来。她说，有些学生很会用西语聊轻松、娱乐的话题，一到要谈比较深入、严肃的话题，就讲不好，若要成为专业的口译，这样绝对不行。
张淑英强调，要担任专业会议的口译，不是光靠一个礼拜时间、苦读一下资料就可上场，而是平时就要多方接触各领域。
二零零三年，经济部国贸局曾办过四天的台湾巴拿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会议，请张淑英和其他西语专业人士担任西语口译员。她回忆，当时会议分很多领域，都需要中西口译员，但人才难寻，因为西班牙语好的人，也不见得敢碰触经贸议题。
张淑英说，本以为全球化可带动西班牙文翻译的需求，没想到由于台湾的中西语翻译人才难求，政府干脆派英文能力强的人进行谈判，或是双方谈判人员都靠英文来沟通。不过她补充说，巴拿马就不愿意采用此方式，为保护自身权益，坚持用西语谈判。
张淑英认为，教育部翻译能力考试有助建立翻译这一行的专业性。不过她也指出，现今证照满天飞，拥有证照虽然代表拥有能力，但能否在市场上找到工作，得靠点运气。
她说，愈专业的人一定更希望有教育部这种考试，因为自己的专业将会受到尊重，甚至可提升自己的价格和价值。
张淑英建议政府成立翻译训练中心，针对不同语言招考程度好的学生，由政府不同部门给予专业训练。她指出，国贸局过去在新竹有西语训练班，密集训练一至两年，让语言专才的人具备经贸知识，而且外语老师和学员生活在一起，对语言训练大有助益。
此外，她认为，公费留学似乎没有“翻译”项目，应当多元开放，轮番增加不同语言的口笔译公费留考，提供学生更多国外进修的机会。政府也应和学界更密切合作，譬如由教育单位出资或委托，由学界出力，提供师资，共同培养专业的翻译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