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5周年祭日刚刚过去一周，我便因为一件法律事务飞赴首善之区的北京。
2004年6月15日上午11时许，在出差的间隙，我迎着京城6月酷辣的烈日，买了一些水果和一箱饮料，来到北京海淀区羊坊店博望园三号楼，意欲看望中国著名的政治受难者，世称“国士”的鲍彤先生。
博望园三号楼的保安让我登记，我表明了自己的律师身份，当他们发现要探视的人住在606时，立即警觉起来，就问我“你要见谁？”
我答“鲍彤先生。”
“你和他什么关系？”
“朋友。”
问话的保安如临大敌，立即向其上司拨打电话。我也迅即给鲍先生打了电话，鲍先生说他马上下来。
我被那个打电话的保安带到楼中的办公室继续盘询。说话间，一个身着白色Ｔ恤的老人推开虚掩的门进来，我意识到是鲍先生来了（此前我与先生从未谋面），即起身与他打招呼。
果然是他。先生浅浅地笑着向我走来，我也迎上去，我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随意地寒暄了一下，我们就往外走。鲍先生要带我到他家，保安不许，双方便争执了起来。
保安见看的人太多，力劝我们回到办公室里，令我们坐下，而自己则站立一旁监听我们的谈话。
我简单地介绍了我自己的情况（昨天晚上我们实际上已通过电话，但我未告知先生我已来到北京，也未表示要见他。因为我知道他的电话全天候地被监听），便问起先生的身体及生活状况。
先生自言他身体不错。我看也是，70出头的人了，看上去好像60来岁，只是眉宇间显现出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让人不觉一阵心酸。
问及其生活来源，他说“每月从国家领取500元的救济金。北京的物价太高，钱不够花，只有靠孩子和太太供养了。”
我们正谈着，忽然进来三个警察，就要带我去派出所。我问：“难道一个正常的社交性探视竟然要被追究责任吗？”警方不容分说，硬要带我走。鲍先生说，“我跟张先生一同去，他是我的朋友。”我劝鲍先生放心：“您不用去。您放心吧。”说罢转身出门。鲍先生在我身后招呼着说，“谈完话到我这儿来吃中午饭。”我苦笑：“看情况吧。”
坐上警车，不一会就到了羊坊店派出所。带我来的警察将我领到一间办公室，黑着脸，不跟我说一句话。我枯坐良久，他才带进一个穿便衣的中年男子，对我说：“这是我们分局的领导。”这人将我又带到隔壁的办公室，摊开纸来，便开始作询问笔录。他主要追问我来见鲍彤的动机、目的。
我说我知道鲍彤先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在15年前的89民主运动中因言罹祸，是一个为中国民主运动付出巨大牺牲的政治受难者，我来看他完全出于人道关怀。我质问他们，“鲍先生在你们的深牢大狱中蹲了七年，早已被你们改造过了，现在他应该是自由之身，为什么不许他接受探访，难道他是这个国家不可接触的贱民吗？国家如果有法律规定，对刑满释放的人，在一定时间内不允许他作任何社交活动，并将此规定诏告天下，那是另一回事。如此，虽属恶法，但总算是有法可依吧。而你们现在什么法律依据也没有，就粗暴蛮横地剥夺了鲍先生会见朋友的权利。根据一项众所周知的法律原则，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性的规定，公民就可以有权利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
我继续说，“在胡、温新的执政模式给中国人民带来些许希望和鼓舞时，你们基层的执法部门，不是执法为民，而是执法扰民、执法害民，给公民正当权利的实现重重设障，横加阻拦。这种行为简直是给你们的中央政府抹黑，既不合情，更不合法。”我说，“希望你将我所说的认真记录下来并上报，权当作我为鲍先生而作的陈情表吧。”这个便衣警察说“我会上报的。”
末了，这个自称李泽的便衣警告我“不要再到鲍彤家，不要对媒体说什么。”我愤慨地说，“既然你们禁止任何公民去鲍先生家，我可以不去，但媒体采访我，特别是海外媒体，我只能说真话，因为面对海内、外媒体，如果公然撒谎，不仅有失一个人的尊严，也会给中国人民的世界声誉带来伤害。
笔录作罢，我对李泽说：“请你们务必将我买的水果等礼品转送给鲍先生。”李泽说“人家不收，人家说你不是他的朋友。”我说“这怎么可能？你们说谎！”他再三说“人家就是不收。”李泽一边说，一边打开汽车的后盖，取出我所买的东西，要我带走。
我真是哭笑不得：人间何世啊，可悲可叹！我只好左腋夹着公文包、右肩扛着饮料箱、挎着两个水果袋，勉为其难地挪出了羊坊店派出所。
在派出所门口，我放下东西，给鲍先生拨了一通电话。鲍先生解释说，“是保安将东西送到派出所的。谁给我把东西拿走的，就让他们给我取回来。”
我等了好久，仍然不见保安来，于是第三次给鲍先生打电话，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鲍先生在电话里不无义愤地说，“他们真是太不像话了。你在那儿等着，我马上就去。”
过了一会，鲍先生来了。他说“你给我打电话说水果的事，他们都知道，我的电话有监听。他们不得不同意我来这儿。”我问：“有人跟踪你没有？”他说：“有一队呢！是国家安全部的，那不是！”他拿手一指。我顺着鲍先生的手直看去，果然见有好多便衣，在他身后不远处，正往我们这边警惕地张望。
我搀扶着鲍先生，跨过街，走到羊坊店派出所的大门口放置水果礼品的地方。那些秘密警察也尾随而来。鲍先生向他那一队“专职随从”瞥了一眼，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就是中国式的经验。”随后，他再次让我向各地的朋友问好，希望朋友们保重。
末了，我们握手告别，我目送先生离去。
先生在一群便衣的簇拥下，频频回头向我挥手，不一会消失于老北京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夹击下的滚滚车阵之中。
2004年6月16日
（转自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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