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下) 甄别梦
解放初期的那几年，人民连喊“万岁”还来不及。应该说，那时候的敌对分子与暗藏特务比现在多得多，而我们并没有听到过小孩们若无其事 地唱起这种歌谣。但是今天，真正的敌人越来越少了，而人民欢呼“万岁”的激情反而减弱了，忿怨、不满甚至“反动”的童谣反而普遍地流传开了。
更为严重的是，家长们对此不闻不问，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并反躬自问。沉默和消极，是最可怕的抵抗。整个社会会因此无声无息地受到毁灭性打击。去年（1961年）年底，当我也参加政治学习的时候，我深感我们的政治空气是窒息的，大家左盼右顾，言不由衷。我们这样的新闻机关——历史最久、老同志最多、政治上原本最为开明的机关，情势尚且士。此，其他部门、全国各地的情况如何，可想而知矣！我不能不提出，“大家为什么不敢讲话？”并且在多次发言中，均指出了我们的民主生活不活跃，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若干现象。
我知道，有人会认为我这是思想“僵化”，是“花岗岩脑袋”，也有人公开言明我这是危险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何危险。如果说有危险，也只能是因为我说出了一些使某些人觉得不舒服的话，给我个人的命运造成重大的危险。也可能，在这些觉得不舒服的人看来，我给他们的“威信”和“面子”造成了“危险”。除此而外，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事业，我的这些话是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相反只会有好处。“不成功，则成仁”，这就是我的态度。不管何时何地何人人是对党对人民不利的事，我都要讲，一直讲到这种现象被克服为止，或者讲到我被“杀头”为止。
现在，从我们国内部来说，民主空气比以前活跃得多了。不少人在会议上说了许多过去在私下也不敢说的话，例如：“不民主的错误是从‘反右’范围扩大化以后开始的。”“三个人在一起说假话，两个人在一起是半真半假——而且这还必须是两口子，只有一个人在想问题的时候才是真的。”“过去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则不可能。”还有人公开提出：“三面红旗”应该改为两面，因为“人民公社”办得太快、太早、太大了。它只能是将来的“必经之路”，更不能早在几年前就说它是“应运而生”……
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可喜的、令人振奋的现象。这些说法不一定就正确，也可能是绝顶错误，但是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就说明大家对党又恢复信任了，又亲切起来了，而不再担惊受怕了。
这是党和领袖们知错改错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据我所知，即使在同一个新华社，除国内部之外，其他部门在讨论国家大事时，还仍然是彷徨顾盼、沉默寡言的。即使是一些小头头或党员同志在发言时，也仍然是拐弯抹角，不痛不痒。他们自己也许心中有数，而听者却不知其所云。
这说明在数九寒天之后，不是一下就能解冻的。同时也说明，党和领导人还没有起到有力的示范作用。群众都是跟着领袖走的，领袖怎么做，他们才会怎么做；领袖做到何种程度，他们才会做到何种程度。
现在我们的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我以为在承认错误、追查原因时，还不够彻底和大胆。似乎在“面子”和“威信”方面，还有些包袱没放下来。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这不是个人作风和私生活上的小事，而是攸关全国人民命运的大事，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孔老夫子的学生子贡说过：“君子之过，士。日月之食焉。过之，人皆见之；更也，人恒仰之。”可见，缺点和错误是隐讳不了的，而一旦承认与改正，大家就会仰慕赞叹了……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有诸葛亮的明智，那就是“布所失于天下”，发动全国上下“勤攻吾之缺”。这样，大家才能相信我们的党和我们的领袖是谦虚的、诚恳的，是“闻过则喜”、“知过必改”的，从而他们才能打消一切顾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所以说，古今中外，像诸葛亮这样的圣哲贤明者之可贵，并不在于其声势显赫、才智盖世，而在于他们忠国利民。丰功伟绩之后，尚能兢业勤俭，明短于人，躬求举世之长，以补自己之不足。他们决不持其强而讳其疾，也决不容许别人媚赞其为万能万德之圣雄……
今天，以此来衡量一个政党及其领袖是否明智与伟大，亦不无可取之处。我以为我们的党，本该是这样的党。虽然，党的民主传统和谦逊的美德，一度受到了严重破坏与损害，但现在，在经历了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之后，党即能痛感及此，拨乱反正，并且在作更进一步的努力，也确是难能可贵的。
我相信，在党的感召下，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必将团结得更紧密，困难必将被克服，斗争必将会胜利，真正的“大好形势”必将很快到来。
可以说，这是我的《回顾》中的所有新内容的核心，也是结合了从“反右”直到“七千人大会”的国内问题的最新材料，也是对“神化与特权”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并重申对其克服办法的小结。我真诚地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会就此改弦易辙，所以又一次作了大胆的阐述。
《回顾》全文于1962年6月26日夜完成，第二天早晨上班时即全部上交，如卸重负，对其所抱的期望很大，信心也很足。
三
得知党组织要我写材料，我的甄别平反有望时，不少关心我的同志劝我并帮助我介绍女友以重建家庭，好让我在新的伴侣的协同下，更好地养育身边的女儿戴青青，自己也好集中精力写点儿东西。
青青是1962年春天从保定接来北京的。组织上为此把我每月的生活费，从32元提高到55元，比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只少一元。
对所有这些，我都很感激。对于青青未来继母的条件，我也想到了两点：
一、对青青要待之如亲生女，不能有任何微小的歧视与冷漠。如果青青的生母日后愿意常来看看孩子，对她也要待之如至亲良友，情热而意减。
二、要能同甘苦，共患难，直至“不怕坐牢、杀头”。因为对党提意见，可能得到嘉许也可能坐牢杀头。多年的客观规律就是如此，不得不作这两方面的准备。
有了这最根本的两条，其他就好办了。如果对方出身贫寒，深知人生之甘苦，而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则能较好地协助我教育孩子和料理家务，如果还 能帮我抄抄稿子和做点资料卡片，那就更是锦上添花、求之不得的了。至于才貌如何，则早已不在考虑之列。不是早有人说过：倘若“爱”而无心，只能是受罪的 “受”？才貌顶何用？
繁体“爱”字中间有个“心”字。
根据这些设想，在朋友们介绍的都是尚未成过家或从未有过男朋友的女医生、女图书管理员和女工中，我选择了后者。她叫潘京荣，出身贫寒，能够吃苦，过去 一次恋爱都没谈过。这使我很满意。但使我非常遗憾和愧对的是，她虽然也属“龙”，却比我整整小了12岁，她22岁，我34岁，这对她来说，我的年纪未免太 大了，而且还是个结过婚、离过婚、身边又已经有个孩子的人。
然而，我想错了。
1957年秋冬之际，新华社大院里还残存着不少“声讨”我的大字报的时候，17岁的小潘从浙东老家来新华社投亲靠友，想找碗饭吃。她看了一些 大字报，认为我说的一些话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她在自己的家乡确实看到许多乡亲把毛主席的像像神的牌位那般供着，朝他老人家叩头祈祷；确实看到家乡的许多干 部多吃多占，大耍特权，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而不顾乡亲们的疾苦……她越想越觉得我的反对“神化与特权”的话并没有什么错。而且她在学校里又读过我写的罗盛 教的故事，一下就认定我是个“好人”而不是“坏人”，虽然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我这个人高矮胖瘦，长相如何。
后来，她在新华社摄影部的一位老记者家里当小保姆。“大跃进”时“跃进”到北京西城区二龙路街道公社下属的一家工厂当工人。比较起街道上的普通家庭妇女和小脚老太太们，她年轻伶俐，又小有文化，为人也很端正，就被培养成二龙路喷漆厂的出纳兼统计员。
当有人介绍我们相识时，我说明了我的一切情况，尤其我比她的年龄大得太多，又有孩子，收入很微薄，望她慎重考虑。想不到她竟然不计较这些，决心与我生活在一起。“只要人好，就是一切。”她说。
而且很快，她就与青青相处得非常好。这使我欣喜过望。我想，这岂止是“雪中得炭”，简直是在白雪茫茫的大漠之中，奇遇天赐良媛啊！“灵机”一动，给她起了个新名字——潘雪媛。
她认为这名字很文雅，也很优美，是她原来的名字没法比的，所以非常高兴，立即去西单刻了个新图章，并要求二龙路派出所在她的户口卡上姓名栏的“又名”中填上了这三个字——潘雪媛。
这时，我处于自1957年落难之后从未有过的亢奋中：甄别材料交上去了，就等党组织的决定了；小家庭的重建已有了眉目，重新感到了做人的幸福；尤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似乎真地接受了经验教训，一切使人感到压抑、痛心的做法正在下决心纠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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