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我小时一定很顽皮，说好听的，就是很活泼。我大概是不害羞，爱讲话。因为我在家乡山西五台县东茹村头读东茹小学的时候，才二年级，大约七岁，被老师选为“演讲”代表。平生第一次登上“舞台”。
那时候，政府的宣传政策是“扫除文盲、妇女缠足”的害处。
东茹小学设在一座庙里，一边墙上就是红脸关公的塑像，我们坐在“它”面前的凳子上头。
有一天，各班学生都被集中在另一间教室里，各班老师去校长室开会。我是二年级班长，老师吩咐说：“叫大家不可乱吵。”事实上，大家吵的很厉害。过了没多久，老师差人叫我去校长室。
我以为是我没管好二年级的学生，去挨骂了。进了校长室，二年级老师姓高，他告诉我五天以后，晚上在全村“唱戏台”上去演讲，讲完就要唱戏。我讲的题目是：“缠足的害处”。
第二天，高先生(我们不叫高老师)给了我讲稿，要我背会。以后，应该有练习，可是如今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演讲的那一天，我没告诉我妈妈去演讲，一定告诉她去看戏。她一定为我炒了些黄豆(当零食)，我一定抱了个小板凳。唱戏台前是一片广场，没有座位。男观众自带板凳，在广场坐着听戏。女观众坐在戏台对面的看台上看戏。小孩子可以乱跑，有时跑到女席找妈妈或姐姐，没人阻止。
我那篇可能是长篇大论的讲词，事隔多年，如今只记得缠足之害，有很多，其中一句是，走路时“托墙靠壁”，这四个字记了一辈子了。
讲演完，一定等到散戏。如今也不记得如何回家？按理推断，一定是走回家的。
那次的戏，母亲没去看，她可能看不懂，因为她没读过书。过了一、两天，本家老伯伯告她“二小子”(我的小名)在戏台上讲演。记忆中，她为那件“大”事有两个反应：(一)她怪我为什么没事先告诉她。(二)她为她二小子的独立精神感到骄傲与自豪。她是一位慈祥的母亲。
从那平生第一次演讲以后，我曾登台多次，演讲多次。值得一提的有太原中学生演讲比赛全市第一。在台湾，为了庆祝总统六九华诞，我得了陆海空三军演讲比赛第二。另外，在台湾演过很多戏。一九五零年代，曾在台大发起成立“枫叶剧礼”，在台北中山堂演出“新红楼梦”。后来在美国北卡教堂山北卡大学导演过“梁山伯与祝英台”。
母亲终生未读书，不识一字，活了九十多岁，一辈子相夫教子，带大四个孩子。对当年在老家东茹小学曾第一次登台演讲的二小子，所知可能不多。
我估计，她知道二小子从山西太原去了北京，又去了上海(多远的地方！)，又去了台湾(更远了)。最后，他到了美国(遥不可及的外国！)。在美国，二小子娶了一个会说中国话，长得跟山西五台人差不多的“美国人”。(母亲与我及妻和我们的三个孩子见面是一九八三年。吾妻福建人，可是吾母心里一直觉得二媳妇是美国人。)
母亲生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四)六月二十日，跟我在一九八三年见了最后一面，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悠悠岁月，母亲过世已二十多年！我在老人家下半生未能随侍身边，如今想来，凄然泪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