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精选:一代导演斯皮尔伯格(22)

【字号】    
   标签: tags:

从童年时起,斯皮尔伯格就有一种不能主宰自己的不安全感。到了成年,把握形势、控制感情、主宰自己事业和命运,这仍然是最令他担心的问题。就像25年后奥斯卡•辛多尔曾引用的纳粹集中营军官阿芒•高斯的一句话:“控制就是力量。”

斯皮尔伯格记得,那天他开着叔叔的克莱斯勒牌车沿着高速公路漫无边际地走着,许多大卡车呼啸着从他们身边经过,那些刺耳的卡车喇叭声顺着空气吹向他们这慢悠悠的汽车。斯皮尔伯格在心里将这一切吻合起来,《追杀》中的那辆大卡车,在他心目中就像是那辆小车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就是控制它命运的力量。

 1970年美国广播公司负责在电视节目里播放电影片子的副总经理是巴瑞•迪乐,30年代初期一个野心勃勃的官员,后来去经营20世纪福克斯公司了。他感到观众在渴望看电影,于是办起了“美国广播公司电影周”,井搞了一个星期的夜间新片展示,为此他急需作品。环球公司认为《追杀》是“电影周”的一个理想的片子。然而斯皮尔伯格希望不要将此片在犹太人居住区播放,他坚持它只能在电影院放映。如果辛伯格同意,这事可以绕过纳德•秦恩。

“你如果能找到一个名演员来演它的话,”辛伯格狡猾地说,“我们可以考虑”。

斯皮尔伯格把这个剧本拿给了环球公司几位明星中一位既容易被说服又能解决戴维•曼的角色问题的格里高利•派克去看。就像辛伯格预料的那样,他对此不感兴趣。于是这个片子又回到迪乐的手里,他立即对片子和斯皮尔伯格都表示支持。迪乐回忆说:“我看过他导的一集《心理医生》,我认为那真是个好作品。”

资料片制片人乔治•艾克斯坦被派去为该片筹备30万美元的制作费。至于明星的问题,最后丹尼斯•威沃分派给了沮丧的斯皮尔伯格。那么好吧。丹尼斯曾在奥逊•威尔斯的《触及罪恶》中扮演嘎嘎作响的那个破车旅馆中的“守夜人”,并以“切斯”的名字被多数人记住;他还在电视系列片《枪烟》中饰古德,一瘸一拐地跟在詹姆斯•阿尼斯身后,不停地叫着“先生……呃……迪老先生?”丹尼斯已经在环球公司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中仔警察的名声。这来源于他演的电影《迈克•克劳得》,但是性格演员永远是性格演员。

从他读剧本的那一刻起,威沃就渴望得到些更有味道的内容,在电影高潮到来之际,他希望有一个或两个他与卡车对抗的场面,“我真不想成为他写的那家伙。”他抱怨道。

但是由于斯皮尔伯格已经意识到了威沃身上那些其他导演已经发现了的弱点,他坚持让威沃把曼演成一个对每件事都思前想后、优柔寡断而又谨小慎微的金钱奴隶式的人物。

影片中曼没能把一辆受到大卡车威胁坏在路上的学校专用车修好,因此车里的孩子们和领他们出来的大人们,当看到他的车发动不起来时都讥笑他。车发动后,曼仓慌逃走。而卡车司机为了最后羞辱一下曼,不仅放过了学校那辆被他威胁的专车,而且还骄傲地帮他们上了路。大卡车司机与曼较量,每一回合的计谋都比曼略胜一筹,他埋伏在公路附近某处,伺机把曼的小车撞到火车上去。

出于难为情,曼没有请求途中惟一的加油站和小饭馆的人来帮他,后来当他终于下决心向一对开车的老夫妇挥手请求帮助,而他们也几乎停下车来时,他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了一些可以用来武装自己的石头,这又唤起了他捍卫自尊的信心。斯皮尔伯格在自己回家的路上,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把曼应该有的那种自我怜悯的思想活动录在录音机上,斯皮尔伯格在一点一滴地把握威沃的表演。等他们结束前再次相聚在拍摄场地时,斯皮尔伯格打开录音机把他拍此片的体会讲给他听。这部影片最终还是出人意料地首先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了。在电影院开始放映时,人们发现斯皮尔伯格也挤在一辆车里看它呢。

那些经常只能听到一半儿的对话在《追杀》这部影片里就像一种伴奏。在放映前的7分钟里,是宣传这部片子的片头,画面里惟一的声音是广播电台里的一个节目,广播里传出一个人口普查员通过电话和一个声音像喜剧演员沙力•伯曼的人在对话。(但实际上,他好像用的是“迪克•威廷顿”的名字。)威廷顿发牢骚说,普查的结果也并非完全真实,比如“一家之主”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家里的男人,实际上他妻子才是真正掌管家政大权的人,这个又尴尬又倒楣的普查员哼哼叽叽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曼笑了,他有着跟威廷顿同样的问题,就像人们从他与妻子小声的电话对话中听到的那样,他甚至无法跟那个经过他家,并被妻子说成“企图当着别人的面强奸的我”的“朋友”抗争以保住自己那宝贵的夜晚。

“你想让我怎么做?”曼不满地问,“揍他?”

艾克斯坦写的这个镜头,以及其他两三个镜头,包括影片开头离开洛杉矾时,卡车企图把汽车撞到火车上,曼巧遇学校专车等,都是后来座环球公司欧洲销售部门CIC对影片长度的要求加进去的。这后加的部分引起了许多让人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后来,有人发现一辆与电影中出现的差不多的卡车掉下了山崖。

几年后,斯皮尔伯格把偶然碰见学校专用汽车的镜头用到了电影《永远》(Alawys)中,在那部影片中,有个司机因犯心脏病而晕倒,巴瑞得•约翰逊把他救了过来,围在一旁的孩子们敬佩地望着他,这一幕也打动了站在一边的霍丽•亨特,甚至让死去的理查德•德里弗斯都产生了敌意。对斯皮尔伯格来说没有什么比在孩子们面前表现出色更重要的了。──待续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related article
  • 有关斯皮尔伯格1966年到1969年这几年的资料是最少的。他自己认为这些资料应该还在。我们没有找到谈话中他所提到的有关那几年的任何资料。那些无疑让他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制作的东西也只能用一句话一带而过。这段说不清的日子反映出他对好莱坞不抱什么希望,也反映出他对自己不能在21岁前实现当导演的目标的失望。
  • 说到在环球公司的无聊,斯皮尔伯格承认道:“我从没做过任何生意,但我打了很多电话(为了让人到时叫醒他),我学会了如何玩游戏。我讨厌聚聚散散这种事,我又回到长滩的大学去了,并拍了个短片叫‘阿姆伯林’(Amblin)。”
  • 在这个斯皮尔伯格像无照经营者一样徘徊了多年的制片公司里,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

    他在月桂峡谷租了一套每月需付130美元的狭窄公寓,他用软沙发包和电影宣传画装饰了这间房屋,可他几乎没时间呆在这里。无论每天晚上电影厅的剧场里放映什么片子,他都去看。第二天,他找什么人通通电话,在电话里对影片中演员们的表演、导演们的手法和制片人的能力评头晶足一番。制片人兼作者威廉姆‧林克谈起他时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们似乎已经知道我们早晚有一天要为他工作。”

  • 此时此刻克劳馥还没有马上要发怒的迹象,她只是严肃地盘问斯皮尔伯格,问他拍过什么片子?“没有拍过正片而仅仅拍过一个短片?”她冷冷地问他。那座黑塔楼里的人都是怎么对她说的?“不,妈妈,”斯皮尔伯格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只是根据环球公司的要求以我自己的方式拍。”
  • 斯皮尔伯格离开环球公司后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头扎进私下拍片的行列,许多南加州大学的毕业生们正在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树名。“我想拿用16毫米机器拍的片子加入这个行列,但我不能真正介入进去,因为我甚至拿不出100美元来投资一部片子。”
  • 每10年间都能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草的写作人才,巴伍德和罗宾斯就是70年代的才子。由于他们的作品都是类似情节剧和有动作片倾向的作品,因此在今天的人眼里,它们就像是某种通过电脑将一个个片段机械地排列组合起来的产品。这成就大部分应归功于像乔克‧琼斯、得克斯‧阿沃格、弗朗克‧塔斯林和沃尔特‧迪尼斯这类的动画大师而不是40年代那些费尽心机在情节上和背景道具上下功夫的人们。
  • 成功对斯皮尔伯格的事业起到了一种杠杆作用。福来德•菲尔德斯开始重谈对斯皮尔伯格的雇用条件。1970年12月28日《综艺》 (Variety)提到了斯皮尔伯格的另外两份合同,一份是任专职制片人的5年合同,一份是任非专职导演的6年合同。这是他走向全面独立制作之路的第一步,从此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不在于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制片人,而在于把自己锤炼成电影制作行业中的一个佼佼者——一个电影皇帝。
  • 1971年这年对美国人来说是个不祥之年。2月,发生在旧金山山谷的一次地震,动摇着环球公司黑塔楼的地基,也动摇着代理人们的宝座。全城有许多旧房屋倒塌,62人被砸死。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