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真香港报导）08年对中国大陆是一个多事的年，作为中国大陆的一个特区，香港也难免变得“热闹”。在08年将结束之际，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就香港的政治和经济方面作出了回顾。在政治上，何俊仁的观察是“西环”一直在干预“中环”：在经济方面，何俊仁说：“穷奢极欲，这个时代已经终结。”
对于香港目前整个的政治环境，何俊仁认为，立法会并不开放，有很多很保守的亲共力量，很多的笼络和收买。他说：“表面上有高度的自治，但实际上西环（中共在港的代表机构中联办位于西环）有很多干预。表面上看不到，但人人都知道，你表面上看不到，是因为你没有证据，因为他们不肯出来作证。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西环每天都有很多电话打给他可以控制或影响到的议员，关心他们的决定，甚至要求他们支持政府。”
何俊仁又认为，行政长官由于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因此，管治香港没有足够的公信力。也由于行政长官不属于任何政党，所以没有一个稳定的管治联盟。
今年9月份，立法会进行了选举，何俊仁说，中联办以及港澳办在选举过程中都有很多参与，包括协调那些亲共的组织，派很多人来支援选举，还做了很多策略的安排和研究：“实际上充满了你看不到的干预，不只是政治，经济也是一样。他们有很多无形之手，很多国企公司用它们庞大的资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香港的政治。香港的亲中组织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它不需要北京政府给它们，它们就透过国企给它们。很多捐钱，一年捐一亿几千万，对它们来说很少钱，但对于政治来说，我们这些没有捐献的组织就很辛苦。我们更不要说，人回不到大陆。20年回不去。”何俊仁被中共当局没收回乡证，不能返回大陆。
何俊仁又认为，香港的政制发展有很大的限制：“2012已经没有双普选，2017或2020是不是真的有双普选，仍是未知之数。所以我们在这个政局里面争取民主很辛苦，因为你的对手不是香港政府，你同香港政府说，它们说：对不起，这由人大决定，你和人大说，遥不可及。在香港可见的北京代表，中联办、港澳办和解放军，都进不去。”
谈到争取民主，何俊仁说，中共人大释法是很厉害的工具，可以令整个政府，包括司法机构一定要在人大对《基本法》的解释这个框架之下实行这个政策。“其中最厉害的是限制了香港的政制发展。任何的政制发展一定都要向北京拿了批准，才可以进行一个正式的法定的程序、讨论。这是宏观结构上面的控制”。
被问及作为民主派，如何突破现时的困局时，何俊仁说：“不是容易的。我们希望争取一些新的动力，其中一项是新的组合。我们和前线的整合希望带来新的动力，未来都会有新的努力，看看是否有新的整合。”
他又说：“我们眼光不能局限在香港，因为没有前途。我们眼光一定要看到可能发生的变化。……香港其中一个作用，是我们的抗争是一个示范的模式。不只是民主运动的示范模式，而是我们建设民主制度里面也有很多成就。”
何俊仁说，整个民主制度不只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还包括维护香港司法独立、维护一个廉洁的政府，比如廉政公署，以及监察政府的机制，比如审计署、平机会、申诉专员等，在某程度上起到分权作用。“我们要好好监察这些机构，要它们做好，也让它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公民社会，这是深化民主的制度，而且是巩固民主的基石”。
作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主席，又是支联会的常任秘书，又是保钓发起人，何俊仁表示，回归之后，特别有意义。在一党专制的管制之下，我们仍然能够讲出内地不能讲、执政者不想听的说话。
他说，香港能从很多地方支援内地的运动，比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关注维权人士，包括法轮功争取自己的自由，免受压逼和酷刑的运动，他们都会争取：“法轮功在香港，可以自由的活动，在中联办外面可以继续绝食，这些都有象征性的意义。这些示范给全国看，一个自由、多元化的社会更加稳定，更加包容。”
被问到中共有否向他招安，何俊仁说。“整天都有……比如你想不想回大陆？你想不想和中央有对话？要你放弃一些诉求，但我说，一个人要有良心才可以生存，我有的信念是基于良心。我不想做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良心的人，对不住，如果有条件，我不能接受。”
至于与香港政府合作是否也是被港府招安，何俊仁说：“这个不同的。和香港政府有沟通合作，和内地是不同的。内地政府没有正式对话，私人谈话那些不是正式对话。香港政府要这样做，是因为你们不和我们合作，你可能要面对更大的政治矛盾和压力，这是较为聪明的做法，也是较为开明的地方，政府必须作出的选择，因为这不是内地。内地可以将我们打压，但香港不能够将我们打压的话，你就只能合作。”
至于民主党和前线合并之后的定位，何俊仁说：“我们立根香港，以搞好香港民主为主要目标。当我们立足香港的时候，我们的胸襟是记住香港是整个中国的一部分。香港民主化是整个中国的局部民主化。是一个地区的民主化，我们希望一个地区能够推动整个国家，局部带动整体。我们心中有这个胸怀，而不是安于香港就行，内地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理会。”
从政治再谈到经济，何俊仁说，任何自由经济都有一个经济周期。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有自己的问题。计划经济出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饿死了3千万人。“这是计划经济加上极权政权和无知，视人民生命为草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他说：“自由经济加上民主制度有一个惨痛的课，但我不相信社会主义会救到自由经济。”
谈到4万亿元人民币救市有无效果，何俊仁说：“金融海啸影响中国很大。有很多专家说，如果它们经济增长率不能保持7%、8%，会造成很高或者不能接受的失业率，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在它们的体制下，它们没有民主制度的适应力。它们是脆的，表面上是硬的，但硬到一定程度，它就会破碎。但我们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面，是有弹性，有生命力。”
至于以后的方向，何俊仁说：“是权力受到制衡，自由是有适当限制。人民是较为公义的，一起分享社会的资源。不能将资源大部分集中在某些人手里面，而且穷奢极欲，这个时代已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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