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1日訊】（大紀元記者李真香港報導）08年對中國大陸是一個多事的年，作為中國大陸的一個特區，香港也難免變得「熱鬧」。在08年將結束之際，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就香港的政治和經濟方面作出了回顧。在政治上，何俊仁的觀察是「西環」一直在干預「中環」：在經濟方面，何俊仁說：「窮奢極慾，這個時代已經終結。」
對於香港目前整個的政治環境，何俊仁認為，立法會並不開放，有很多很保守的親共力量，很多的籠絡和收買。他說：「表面上有高度的自治，但實際上西環（中共在港的代表機構中聯辦位於西環）有很多干預。表面上看不到，但人人都知道，你表面上看不到，是因為你沒有證據，因為他們不肯出來作證。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西環每天都有很多電話打給他可以控制或影響到的議員，關心他們的決定，甚至要求他們支持政府。」
何俊仁又認為，行政長官由於不是由民主選舉產生，因此，管治香港沒有足夠的公信力。也由於行政長官不屬於任何政黨，所以沒有一個穩定的管治聯盟。
今年9月份，立法會進行了選舉，何俊仁說，中聯辦以及港澳辦在選舉過程中都有很多參與，包括協調那些親共的組織，派很多人來支援選舉，還做了很多策略的安排和研究：「實際上充滿了你看不到的干預，不只是政治，經濟也是一樣。他們有很多無形之手，很多國企公司用它們龐大的資源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香港的政治。香港的親中組織為什麼有這麼多錢，它不需要北京政府給它們，它們就透過國企給它們。很多捐錢，一年捐一億幾千萬，對它們來說很少錢，但對於政治來說，我們這些沒有捐獻的組織就很辛苦。我們更不要說，人回不到大陸。20年回不去。」何俊仁被中共當局沒收回鄉證，不能返回大陸。
何俊仁又認為，香港的政制發展有很大的限制：「2012已經沒有雙普選，2017或2020是不是真的有雙普選，仍是未知之數。所以我們在這個政局裏面爭取民主很辛苦，因為你的對手不是香港政府，你同香港政府說，它們說：對不起，這由人大決定，你和人大說，遙不可及。在香港可見的北京代表，中聯辦、港澳辦和解放軍，都進不去。」
談到爭取民主，何俊仁說，中共人大釋法是很厲害的工具，可以令整個政府，包括司法機構一定要在人大對《基本法》的解釋這個框架之下實行這個政策。「其中最厲害的是限制了香港的政制發展。任何的政制發展一定都要向北京拿了批准，才可以進行一個正式的法定的程序、討論。這是宏觀結構上面的控制」。
被問及作為民主派，如何突破現時的困局時，何俊仁說：「不是容易的。我們希望爭取一些新的動力，其中一項是新的組合。我們和前線的整合希望帶來新的動力，未來都會有新的努力，看看是否有新的整合。」
他又說：「我們眼光不能局限在香港，因為沒有前途。我們眼光一定要看到可能發生的變化。……香港其中一個作用，是我們的抗爭是一個示範的模式。不只是民主運動的示範模式，而是我們建設民主制度裏面也有很多成就。」
何俊仁說，整個民主制度不只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還包括維護香港司法獨立、維護一個廉潔的政府，比如廉政公署，以及監察政府的機制，比如審計署、平機會、申訴專員等，在某程度上起到分權作用。「我們要好好監察這些機構，要它們做好，也讓它們能夠保護我們的公民社會，這是深化民主的制度，而且是鞏固民主的基石」。
作為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主席，又是支聯會的常任秘書，又是保釣發起人，何俊仁表示，回歸之後，特別有意義。在一黨專制的管制之下，我們仍然能夠講出內地不能講、執政者不想聽的說話。
他說，香港能從很多地方支援內地的運動，比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關注維權人士，包括法輪功爭取自己的自由，免受壓逼和酷刑的運動，他們都會爭取：「法輪功在香港，可以自由的活動，在中聯辦外面可以繼續絕食，這些都有象徵性的意義。這些示範給全國看，一個自由、多元化的社會更加穩定，更加包容。」
被問到中共有否向他招安，何俊仁說。「整天都有……比如你想不想回大陸？你想不想和中央有對話？要你放棄一些訴求，但我說，一個人要有良心才可以生存，我有的信念是基於良心。我不想做一個沒有靈魂，沒有良心的人，對不住，如果有條件，我不能接受。」
至於與香港政府合作是否也是被港府招安，何俊仁說：「這個不同的。和香港政府有溝通合作，和內地是不同的。內地政府沒有正式對話，私人談話那些不是正式對話。香港政府要這樣做，是因為你們不和我們合作，你可能要面對更大的政治矛盾和壓力，這是較為聰明的做法，也是較為開明的地方，政府必須作出的選擇，因為這不是內地。內地可以將我們打壓，但香港不能夠將我們打壓的話，你就只能合作。」
至於民主黨和前線合併之後的定位，何俊仁說：「我們立根香港，以搞好香港民主為主要目標。當我們立足香港的時候，我們的胸襟是記住香港是整個中國的一部份。香港民主化是整個中國的局部民主化。是一個地區的民主化，我們希望一個地區能夠推動整個國家，局部帶動整體。我們心中有這個胸懷，而不是安於香港就行，內地發生什麼事情都不理會。」
從政治再談到經濟，何俊仁說，任何自由經濟都有一個經濟周期。自由經濟和計劃經濟都有自己的問題。計劃經濟出現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中國餓死了3千萬人。「這是計劃經濟加上極權政權和無知，視人民生命為草芥，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他說：「自由經濟加上民主制度有一個慘痛的課，但我不相信社會主義會救到自由經濟。」
談到4萬億元人民幣救市有無效果，何俊仁說：「金融海嘯影響中國很大。有很多專家說，如果它們經濟增長率不能保持7%、8%，會造成很高或者不能接受的失業率，對社會穩定造成衝擊。在它們的體制下，它們沒有民主制度的適應力。它們是脆的，表面上是硬的，但硬到一定程度，它就會破碎。但我們在一個自由社會裏面，是有彈性，有生命力。」
至於以後的方向，何俊仁說：「是權力受到制衡，自由是有適當限制。人民是較為公義的，一起分享社會的資源。不能將資源大部份集中在某些人手裏面，而且窮奢極慾，這個時代已經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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