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9日讯】（ 希望之声报导）联结收听
洪薇：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洪薇。
横河：我是横河，大家好！
洪薇：在新西兰杀妻、弃女，逃往美国的华裔武术师薛乃印，在美国亚特兰大被4位当地的华人认出并抓捕的消息，近来引起了华人社区的强烈震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横河先生，您认为亚特兰大的这4位华人的行为是不是见义勇为？应不应该提倡呢？
横河：我个人认为，这4位的行为至少在美国一扫华人不关心社区的形象。华人社区有一部分人完全顾自己，这在美国社会人们不是很看好的。我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
因为在华人社区争论比较大，所以我认为这里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种事情该不该管的问题；第二个才到技术层面，是怎么样管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总体这种精神是应该提倡的，因为一个是在中国文化当中，在美国的华人社区管这些事情的人很少；第二个，在中国大陆这些年来敢于见义勇为的越来越少了。
这有很多因素，其中包括很多人为的因素、政府的因素，还有整个社会的因素都有，不管怎样这种行为是应该提倡。再说，这个薛乃印他是一个国际通缉的杀人嫌犯，如果有人看到这个嫌犯的话，向警方报警，协助警方去抓捕他，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
所以警方也表示是鼓励报警，当然他不鼓励你个人去抓他，但这个是具体个案的事情。这是一个总的概况，但是具体到每个个案的时候，我想不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的。
洪薇：对于这件事本身，华人社区其实争论比较大的有两个方面，有人说他们不够朋友是为了奖金、为了身份，那您怎么看呢？
横河：首先讲一个“朋友”的问题，因为前两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直接采访到这4个抓捕薛乃印的华人。所以我讲：第一，他们是不是朋友？我认为薛乃印本人不是这4位华人的朋友，因为这4位华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就是薛乃印如果是朋友的话，至少人家应该知道你的真实姓名；你都不把真实姓名告诉别人，你怎么能让人家把你当朋友！这在中国人的社会圈子里面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告诉别人你真实的名字，是取得对方信任进而成为朋友的最主要的一部分。
洪薇：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横河：所以根本就不是朋友，他们只是在一起喝过两次酒而已，这种酒友在中国社区当中太多了，所以不能算朋友。第二，如果是朋友的话，应该不应该这样做？我认为就是朋友他也有个底限，以前不是说“结义”、“结义”嘛！中国古代就讲义气嘛，朋友之间讲义气，就是朋友互相之间要好，这是“义”；再高一点的话，就是“仁”，“仁”的话就是说他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对大家都好，是这么一种关系。所以“义”实际上是已经低于“仁”了，“仁、义、礼、智、信”。
如果说这个人在社会上，他有了违反社会最基本道德的行为的话，尽管这个人没有定罪，但他涉嫌的案子是“杀妻、弃女”，这两条当中任何一条都是为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所不容的。
洪薇：从中国文化传统观念里面来讲，还有一个“大义灭亲”，就算亲人他做了不义之事，也都是应该去举报和绳之以法的，更何况是朋友这样的关系。
横河：在这里我想，谈不到“朋友”这件事情，因为当初这个案子出来的时候，整个华人社区都是义愤填膺的，都说要把这个人抓捕归案。这一点大概没有人有区别的，然而就到了这个特定的案例，就是当他一旦被抓以后，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来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对于朋友，他也有一个底线。如果这个朋友，超出了整个社会容忍的底线的话，那麽该管的时候还是要管。
至于说到奖金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跟奖金的关系并不大，我想是这样的，第一个，他们去抓捕这个人，这个人号称是一个武术的大师，算是某一门派的传人，所以4个人要去抓他的话，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那麽这个风险，对于要到手的…，可能到手的一万元奖金，而据他们自己说的话，他们还根本就不知道奖金这件事情，那麽是不是值得？！
因为如果你要讲到奖金的话，就有一个计算的问题了，就是可能的风险和得到的钱值不值得，我想任何一个能够在美国打工的人，会很清楚的知道，还要几个人分的话，这是不值得，如果你真的要算奖金，那就是计算了，计算的话就是不值得的。
这种事情更多的，我觉得是在道义上的。至于身份的话，我想在美国，他们己经在美国待了8年了，谁都知道办身份和做一件这种事情，完全是两回事情，就是说，你做一件好事，和你能不能办到身份，根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而且我想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人竟然连报警的时候，连英语都不能够和员警交谈的话，我想对于这种办身份的具体细节，可能了解的也不一定这么清楚。所以我认为，为了奖金和身份的这个可能性很小。
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种事情出来以后，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不应该做、值不值得做、应该不应该赞赏他们为社会做的这件事情，而不是以阴暗心理看人。我觉得现在华人社区当中，有这么一种倾向，就是说，喜欢从坏的地方去分析、看人，当然不是全部，也不是大多数，但是有这么一些人，喜欢用阴暗心理去看人，这一个我觉得也是跟…，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我觉得这是跟中国大陆，所流行的这种共产党的文化，造成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和上当上的太多，所以经常以这种阴暗心理去看人。
这件事情应该是从正面，他们是以主持正义为主，当然做为社会来说的话，对于主持正义的人，社会会给他一定的报酬，但是这并不是他们这个行为，值不值得赞赏的影响因素，这应该没有影响的，他们为社会做了贡献，那麽社会如果给他们一定的报偿的话，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洪薇：也是理所应该的。
横河：对，但是这是另外一回事了，这跟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对和不对没有关系。
洪薇：那关于这件事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认为薛乃印的妻子刘安安，她是因为红杏出墙，才招致了这样的杀身之祸，那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家庭问题所引发的家庭暴力呢？
横河：我觉得任何家庭的纠纷或者是社会的纠纷，都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更何况杀人或者杀妻。因为这个案子，我讲有一个基本的是非问题，就是你不能杀人，这个是不管在任何一个宗教，和任何一个法律上，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不能杀人是人类社会，或者是神给人规定的社会，宗教就是神给人规定的社会，法律就是人给人规定的社会，那都是不能容许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是非问题，为什么会在基本是非观上面有问题，就是说这个人做了错事了，所以杀他是有道理的，这种说法绝对是错误的。
为什么会在这个基本是非观上会有问题？我觉得是在中共的这将近60年的统治之下，暴力己经变成了一种常规，比如说抓了一个人了，要判刑了，他不是按照法律来判他，而是所谓“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于平民愤”，这样一来的话，就把一个感情的因素，或者是一个非法律的因素，放到了这个法律的判决里面去，造成了很多不该杀的杀了，这种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中国己经持续了60年了，而且是由政府来提倡的。
造成了什么后果，第一个，就是整个社会，倾向于用暴力甚至杀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第二个，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得到了中国社会一部分人的赞同。这就是比如说移植器官就有人认为死囚犯的器官移植情有可原，因为这个可以废物利用，就是这种对人的生命和人的身体的不尊重，这是共产党统治所特有的。
因为中国人历来对于死要全尸这一点是看得很重的，而且不能杀人也是看的很重的，因为按中国民间的佛家传统思想的话，那杀人是造大业的。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就这种被社会认同了，所以才导致了为什么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面，有一些这种不正常的看法，我觉得这就跟中共长期政治运动整人，而且把这种整人、整死人，变成了普通人生活的一个部分，有很大的因素。
洪薇：那作为薛乃印来说，就说他是武术大师，太极的什么传人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杀妻弃女的恶行呢？
横河：我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上，就是学武的人，他都要讲武德的，没有德的人，他是不能学武的，任何一派宗师，他本人不但要自己做表帅，而且还要教徒弟这样子的。当然在历史上，每个门派都有出叛徒的，都有不讲武德的人，但是那少数，整个武林界，都是要讲武德的。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不管是武术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就这一类的，因为在中国习武和宗教是连在一起的，不管是佛家和道家都有习武之人。太极本身，他就是道家的。无论是武术还是什么，在中国大陆都商业化了、商品化了，就包括佛教在内，也都商品化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少林寺成为了一个商业集团，是赚钱第一、表演第一。
这样，在武术界、在佛教界，或者在道教界，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商业化和赚钱的趋势，造成了对自己这个门派本身，所传递的文化、承传的这些东西，全都忘记掉了，全都不知道，或者是故意忘记或者是不知道，不知道所有的武术是来自于心法的修炼和形体的练习两部分。
宗教也是一样。但是这也不仅仅是武术，也不仅仅是佛教，而是在中共统治下整个社会道德崩溃的一个缩影而己，所以这样的人，来自中国大陆的所谓武林就不奇怪了，这个是统治集团所有意推行的，让大家去赚钱，让大家忘记道德和信仰的部分，这是统治集团维持他自己统治所希望的这个社会所达到的这一步。
洪薇：那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下滑，人都这样子的话，对这个统治集团又有什么好处？
横河：这个统治集团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集团都不一样。所有的统治集团所依赖的，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就是人的道德。就是他能够维持统治，是人的道德在一定的程度上。
但是中共这个统治集团，它的整个基础，它的整个思想方法，它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人类的道德是相反的。它所统治的这个政权的稳定，是依赖于人们的道德的崩溃，是依赖于传统文化的彻底消灭。这就是每隔几年搞一个运动的目的，这个运动不仅仅是把对手打下去，因为很多并不是对手，是故意制造出来的敌人。
就是通过不停的运动，使人们在道德水准上不停的下滑。每个运动就要把人们对社会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对于遵守传统文化的信心消灭一点。通过不停的运动，把人们的道德文化全部摧毁掉，然后它这个党文化才能够横行，才能够使这个共产党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它是不停的摧毁道德，当然最终整个社会道德全部崩溃的时候，我想这个党它自己也完了，但是这个恐怕不是它所考虑的东西，这个党它所考虑的一切，都是为了它眼前的生存。
洪薇：回到薛乃印的例子来讲的话，华人社区实际上比其他的族裔，像您刚才讲的，不太容易跟警方合作；那中国人来到海外能够溶入西方社会还是比较少的，那面临这种司法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做呢？
横河：华人社区在美国社会里面，相对来说，不容易和警方合作，是有文化的差异，也有语言的差异，就像这次他们四个人去报警的时候，就没有能和警方沟通，有语言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意识不够强。
所以我觉得进入美国社会，在美国社会生活要考虑这些问题，特别是回到这件事情上面来说，它事实上有一个情、有一个理、还有一个法这个关系在里头。所谓“情”的话，就是如果他们是朋友的话，就是朋友之间的交情有多大？“理”的话，就尽管他们是朋友，他杀妻弃女，在理上面是不容的。
洪薇：违背天理的。
横河：对！所以“理”这时候就要大过“情”。那麽在“法”上面的话，就说这个人是被国际通缉的一个罪犯，而且是杀人犯，那在“法”上面的话，这个人是涉嫌违了法，那麽做为社会、社区来说，和警方合作在法上面是讲的通，所以这里有情、理、法的问题。
那麽关键问题就是说怎么判断？我觉得这里有几个不同的情况，可以考虑的：
第一个是在完全的法制社会，比如这次发生的事件，犯罪现场是在新西兰，而这个逃犯所在地方是在美国。那麽美国和新西兰都是完全的法制社会，所以薛乃印这个人不管是在美国被抓住还是在新西兰被抓住，会通过一个正常的司法程式得到公平的审判，像这次新西兰警方已经提出来，他保证能够得到指定的律师或者他自己请的律师，他可以得到公平的审判。我想没有人怀疑这点。
法庭会不带偏见的做出一个判决，这个判决本身程式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四个华人的行动，他们把薛乃印抓捕归案，只是整个司法程式当中的一小部分，和司法本身有没有公正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们只是把人抓住，并不会因为他们把人抓住，这个人冤枉判或者怎么样。
这个案子如果本人不到案，他本人不能够到庭申辩的话，那麽也就是说他要一直带着杀人嫌犯这个帽子、这个阴影逃亡一辈子。所以他如果本人不到案，对他本人也不公平；那么让他到案，接受司法的公平审判话，我认为不管对社会、对被害者、对他本人，都是公平的。这是该不该报案的问题。我认为报案肯定是对的。
如果是其他普通的民事案或者是刑事案子，不是杀人案子，不像这么严重的杀妻弃女案，那麽要不要报案？这个我觉得和文化、传统、语言、宗教信仰，多种因素有关，很难一概而论。因为有些在美国人看来，一定要打电话通知警方的事，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连想都不会想到通知警方。他不是说我不愿意和警方合作，他根本就不认为这件事情值得报警，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异。
另外在宗教信仰上也会有差异，就是在某些信仰看来是十恶不赦的事情，但是也许在法律上的话，却是容许的，并不是做为一种罪行来的。所以个人有个人的判断标准，这个就很难一概而论了，这种事情就不是很好说，你不能强制的说中国人你看到这个事情，就一定要去报案，他在他的潜意识心理，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罪行，你怎么能让他报案去，所以这个就很难说了。
这是在美国，这件事情是在美国发生的时候，做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怎么样在“情”和“理”和“法”这方面，如何能够遵守当地的习惯、遵守当地的文化传统、遵守当地的法律，这是做为华人应该考虑的问题。
洪薇：那如果在人治社会，像中国大陆应该怎么办呢？
横河：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处理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不能一概而论。在中国大陆首先司法机构它是中共镇压人民的工具，所以在中共统治的将近六十年时间之内，冤假错案太多太多，光是杀错人的就不知有多少。我们去年还听到有一个案子说，那个人已经坐了多少年牢了，才把真的凶手发现了，然后放出来也不给你道歉、也不说什么东西。像这种事情太多太多，特别是关于政治、宗教信仰、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这种方面，这是很明确的是中共用国家机器在镇压民众。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做为一个正直的人绝对不能和当局合作。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暴力运动当中，特别圣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当中，他有一个不合作的原则，和当局不合作，是一个非暴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洪薇：这个不合作是认为当局所做的事情是不合理的、是错误的，才会不合作，是基于这样的基点吗？
横河：当年甘地的不合作不是这个意思。当年甘地不合作是不和英国殖民当局合作，在任何事情上不和殖民当局合作，这是不一样的。
那麽在中国大陆，就是在司法机构做为镇压人民工具的这方面来说，我认为是绝不能和当局合作。但是又来了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刑事案要不要和当局合作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共这些年来它采用了一个策略，就是政治案件刑事处理原则。也就是说给政治对手、给维权人士、给宗教信仰人士，栽赃经济犯或者是生活作风有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它就是用这种方式给你搞臭，然后把你抓起来。
前几天，我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就是郭泉，大家知道就是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位教授，给中共中央写了公开信的。他现在是中国很多维权人士的一个代表。最近就有一个军队转业干部的维权人士给郭泉讲，当地的警方找到他说你们不要跟郭泉合作，他有六个女人。
郭泉后来写了一篇东西就说，像我们这种维权被政府所不容的人，找一个女人都很困难。他问他老婆说：“你当时要知道我做这个，会不会嫁给我？”，他老婆说：“谁敢嫁给你啊？”他说：“居然说我有六个女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栽赃它们的政治对手，和它们所不喜欢的维权人士。
所以对于中共所公布的刑事案子，要求大家合作的，也得考虑一下，你能不能相信它的话，你要一相信了，说不定你就冤枉了一个人。而冤枉了一个人，所做的坏事，也许你一辈子都补偿不过来。
那什么事情能管？在中国大陆有什么事情能管的？有的，有的事情就没有人管的。比如说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我们经常听到的，几十个人、上百个人，可以目击一个抢劫案、可以目击一个强奸案、可以目击一个杀人案，没有人管！这种时候敢于见义勇为的人太少了，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管了。
因为这是公众的社会道德，而且你在场，你是目击者，你能够做出判断来。基于这个因素的话，我觉得最终有一个高于法律的判断标准。就是说在法律上没有办法做判断了，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在法治不完全的社会，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完全没有法治的情况下，就有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标准对任何事情做判断。
所以每个人的内心对自己的行为有个约束，这是第一，你不能对社会进行约束的时候，那么你可以首先约束你自己。当你自己约束了你自己以后，你就有一个比较好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而不是仅仅的从表面的法律，因为这个表面的法律已经不遵守了。
我记得我们以前家里有一次谈话很有意思，我父亲说，现在抢劫、杀人这么多，说是每天都是公判。就是有一段时间严打嘛！一抓到就枪毙……
洪薇：进行公审。
横河：对，公审还要大肆宣传，但是杀人敢于挺而走险，抢东西的人一点也不少。这些人难道就不怕吗？我姊姊就说，这些人根本就不看你这个公审，也不看你这个报纸，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就是说法律它管不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靠人自己的道德标准，道德来管。
洪薇：那具体的这个案例上，华人社区您认为还有什么需要学习的东西？
横河：我觉得这有很多华人社区可以学习的东西。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华人应该更多的参与社区的活动，更多的参与到美国的社会生活当中去，因为我们毕竟是这里的一分子，我们在这里生活，这个社会也是我们的社会，所以只有参与才能互相理解，更多的了解。
第二个、那就是要了解美国的法律和习俗，这就是说中国人也需要了解的，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第三个、要尽量学会在主持正义的时候保护自己。也就是说这四个人这次行动的技术上的事情，就是说你究竟是应该自己抓还是去报警。
洛杉矶警局的一个警官，他就是原来负责这个案子的，他说市民发现嫌犯了，警方鼓励他们在第一时间报警，但不鼓励自己去抓人。为什么？第一是安全，因为嫌犯大多数是有武器，市民自己去抓会有危险。第二抓捕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行为过当会引来官司，因为不是执法者。第三是如果是发生了劫持人质的事情，事情就发生的更大了。第四如果在搏斗当中伤及无辜的话，那麽事情就更麻烦了。
所以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对这个社会、对当事者、对自己可能都会造成危险，这一点是我们华人不容易考虑到的。所以我们要尽量通过学习美国的法律和习惯，学会在主持正义的时候保护自己，另外也要保护这个案子。
大家知道美国员警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念一段话，就是：“你有权利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沉默，那麽你说的话将用在法庭上，针对你。”如果员警逮捕人的时候，不念这段话的话，这个案子很可能就翻过来，尽管这个案子所有的案情都证明这个人犯罪，也会把这个案子翻过来。所以即使是为了这个案子起见，也得遵守美国的法律，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在道义层面上，这个事情该不该管，我们认为肯定该管，他们做的是对的。另外一个在技术上怎么管，那麽有很多我们华人需要学习的地方。
洪薇：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深入细致分析。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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