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9日訊】（ 希望之聲報導）聯結收聽
洪薇：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聽《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的《時事經緯》節目，我是洪薇。
橫河：我是橫河，大家好！
洪薇：在新西蘭殺妻、棄女，逃往美國的華裔武術師薛乃印，在美國亞特蘭大被4位當地的華人認出並抓捕的消息，近來引起了華人社區的強烈震動。我們今天的節目就來關注一下這個話題，橫河先生，您認為亞特蘭大的這4位華人的行為是不是見義勇為？應不應該提倡呢？
橫河：我個人認為，這4位的行為至少在美國一掃華人不關心社區的形象。華人社區有一部分人完全顧自己，這在美國社會人們不是很看好的。我認為他們的行為是一種見義勇為的行為。
因為在華人社區爭論比較大，所以我認為這裏其實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這種事情該不該管的問題；第二個才到技術層面，是怎麼樣管的問題。所以我認為總體這種精神是應該提倡的，因為一個是在中國文化當中，在美國的華人社區管這些事情的人很少；第二個，在中國大陸這些年來敢於見義勇為的越來越少了。
這有很多因素，其中包括很多人為的因素、政府的因素，還有整個社會的因素都有，不管怎樣這種行為是應該提倡。再說，這個薛乃印他是一個國際通緝的殺人嫌犯，如果有人看到這個嫌犯的話，向警方報警，協助警方去抓捕他，無論如何是一件好事。
所以警方也表示是鼓勵報警，當然他不鼓勵你個人去抓他，但這個是具體個案的事情。這是一個總的概況，但是具體到每個個案的時候，我想不能一概而論，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的。
洪薇：對於這件事本身，華人社區其實爭論比較大的有兩個方面，有人說他們不夠朋友是為了獎金、為了身分，那您怎麽看呢？
橫河：首先講一個「朋友」的問題，因為前兩天我們做節目的時候，直接採訪到這4個抓捕薛乃印的華人。所以我講：第一，他們是不是朋友？我認為薛乃印本人不是這4位華人的朋友，因為這4位華人並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
就是薛乃印如果是朋友的話，至少人家應該知道你的真實姓名；你都不把真實姓名告訴別人，你怎麽能讓人家把你當朋友！這在中國人的社會圈子裏面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告訴別人你真實的名字，是取得對方信任進而成為朋友的最主要的一部分。
洪薇：也是對別人的尊重。
橫河：所以根本就不是朋友，他們只是在一起喝過兩次酒而已，這種酒友在中國社區當中太多了，所以不能算朋友。第二，如果是朋友的話，應該不應該這樣做？我認為就是朋友他也有個底限，以前不是說「結義」、「結義」嘛！中國古代就講義氣嘛，朋友之間講義氣，就是朋友互相之間要好，這是「義」；再高一點的話，就是「仁」，「仁」的話就是說他對整個社會的責任，對大家都好，是這麽一種關係。所以「義」實際上是已經低於「仁」了，「仁、義、禮、智、信」。
如果說這個人在社會上，他有了違反社會最基本道德的行為的話，儘管這個人沒有定罪，但他涉嫌的案子是「殺妻、棄女」，這兩條當中任何一條都是為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所不容的。
洪薇：從中國文化傳統觀念裏面來講，還有一個「大義滅親」，就算親人他做了不義之事，也都是應該去舉報和繩之以法的，更何況是朋友這樣的關係。
橫河：在這裏我想，談不到「朋友」這件事情，因為當初這個案子出來的時候，整個華人社區都是義憤填膺的，都說要把這個人抓捕歸案。這一點大概沒有人有區別的，然而就到了這個特定的案例，就是當他一旦被抓以後，就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出來了，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就是說對於朋友，他也有一個底線。如果這個朋友，超出了整個社會容忍的底線的話，那麽該管的時候還是要管。
至於說到獎金的話，我個人認為，這件事情跟獎金的關係並不大，我想是這樣的，第一個，他們去抓捕這個人，這個人號稱是一個武術的大師，算是某一門派的傳人，所以4個人要去抓他的話，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那麽這個風險，對於要到手的…，可能到手的一萬元獎金，而據他們自己說的話，他們還根本就不知道獎金這件事情，那麽是不是值得？！
因為如果你要講到獎金的話，就有一個計算的問題了，就是可能的風險和得到的錢值不值得，我想任何一個能夠在美國打工的人，會很清楚的知道，還要幾個人分的話，這是不值得，如果你真的要算獎金，那就是計算了，計算的話就是不值得的。
這種事情更多的，我覺得是在道義上的。至於身份的話，我想在美國，他們己經在美國待了8年了，誰都知道辦身份和做一件這種事情，完全是兩回事情，就是說，你做一件好事，和你能不能辦到身份，根本就一點關係都沒有的。而且我想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這些人竟然連報警的時候，連英語都不能夠和員警交談的話，我想對於這種辦身份的具體細節，可能瞭解的也不一定這麼清楚。所以我認為，為了獎金和身份的這個可能性很小。
這個問題在什麽地方？我覺得這種事情出來以後，首先要考慮的是，這件事情應該不應該做、值不值得做、應該不應該讚賞他們為社會做的這件事情，而不是以陰暗心理看人。我覺得現在華人社區當中，有這麽一種傾向，就是說，喜歡從壞的地方去分析、看人，當然不是全部，也不是大多數，但是有這麽一些人，喜歡用陰暗心理去看人，這一個我覺得也是跟…，特別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我覺得這是跟中國大陸，所流行的這種共產黨的文化，造成人與人之間不信任，和上當上的太多，所以經常以這種陰暗心理去看人。
這件事情應該是從正面，他們是以主持正義為主，當然做為社會來說的話，對於主持正義的人，社會會給他一定的報酬，但是這並不是他們這個行為，值不值得讚賞的影響因素，這應該沒有影響的，他們為社會做了貢獻，那麽社會如果給他們一定的報償的話，我覺得也是應該的。
洪薇：也是理所應該的。
橫河：對，但是這是另外一回事了，這跟他們做的這件事情，對和不對沒有關係。
洪薇：那關於這件事情，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認為薛乃印的妻子劉安安，她是因為紅杏出牆，才招致了這樣的殺身之禍，那該如何看待這樣的家庭問題所引發的家庭暴力呢？
橫河：我覺得任何家庭的糾紛或者是社會的糾紛，都不能夠用暴力來解決，更何況殺人或者殺妻。因為這個案子，我講有一個基本的是非問題，就是你不能殺人，這個是不管在任何一個宗教，和任何一個法律上，都是沒有任何疑問的。不能殺人是人類社會，或者是神給人規定的社會，宗教就是神給人規定的社會，法律就是人給人規定的社會，那都是不能容許的。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是非問題，為什麽會在基本是非觀上面有問題，就是說這個人做了錯事了，所以殺他是有道理的，這種說法絕對是錯誤的。
為什麽會在這個基本是非觀上會有問題？我覺得是在中共的這將近60年的統治之下，暴力己經變成了一種常規，比如說抓了一個人了，要判刑了，他不是按照法律來判他，而是所謂「民憤極大，不殺不足於平民憤」，這樣一來的話，就把一個感情的因素，或者是一個非法律的因素，放到了這個法律的判決裏面去，造成了很多不該殺的殺了，這種暴力解決問題的方式，在中國己經持續了60年了，而且是由政府來提倡的。
造成了什麽後果，第一個，就是整個社會，傾向於用暴力甚至殺人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第二個，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得到了中國社會一部分人的贊同。這就是比如說移植器官就有人認為死囚犯的器官移植情有可原，因為這個可以廢物利用，就是這種對人的生命和人的身體的不尊重，這是共產黨統治所特有的。
因為中國人歷來對於死要全屍這一點是看得很重的，而且不能殺人也是看的很重的，因為按中國民間的佛家傳統思想的話，那殺人是造大業的。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就這種被社會認同了，所以才導致了為什麽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面，有一些這種不正常的看法，我覺得這就跟中共長期政治運動整人，而且把這種整人、整死人，變成了普通人生活的一個部分，有很大的因素。
洪薇：那作為薛乃印來說，就說他是武術大師，太極的什麼傳人之類的，這樣的一個人，為什麽會做出這樣殺妻棄女的惡行呢？
橫河：我認為在中國的傳統上，就是學武的人，他都要講武德的，沒有德的人，他是不能學武的，任何一派宗師，他本人不但要自己做表帥，而且還要教徒弟這樣子的。當然在歷史上，每個門派都有出叛徒的，都有不講武德的人，但是那少數，整個武林界，都是要講武德的。
然而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不管是武術還是什麽其他的東西，就這一類的，因為在中國習武和宗教是連在一起的，不管是佛家和道家都有習武之人。太極本身，他就是道家的。無論是武術還是什麽，在中國大陸都商業化了、商品化了，就包括佛教在內，也都商品化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少林寺成為了一個商業集團，是賺錢第一、表演第一。
這樣，在武術界、在佛教界，或者在道教界，都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商業化和賺錢的趨勢，造成了對自己這個門派本身，所傳遞的文化、承傳的這些東西，全都忘記掉了，全都不知道，或者是故意忘記或者是不知道，不知道所有的武術是來自於心法的修煉和形體的練習兩部分。
宗教也是一樣。但是這也不僅僅是武術，也不僅僅是佛教，而是在中共統治下整個社會道德崩潰的一個縮影而己，所以這樣的人，來自中國大陸的所謂武林就不奇怪了，這個是統治集團所有意推行的，讓大家去賺錢，讓大家忘記道德和信仰的部分，這是統治集團維持他自己統治所希望的這個社會所達到的這一步。
洪薇：那這個社會的整體道德下滑，人都這樣子的話，對這個統治集團又有什麽好處？
橫河：這個統治集團和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集團都不一樣。所有的統治集團所依賴的，實際上很大一部分就是人的道德。就是他能夠維持統治，是人的道德在一定的程度上。
但是中共這個統治集團，它的整個基礎，它的整個思想方法，它的整個意識形態和人類的道德是相反的。它所統治的這個政權的穩定，是依賴於人們的道德的崩潰，是依賴於傳統文化的徹底消滅。這就是每隔幾年搞一個運動的目的，這個運動不僅僅是把對手打下去，因為很多並不是對手，是故意製造出來的敵人。
就是通過不停的運動，使人們在道德水準上不停的下滑。每個運動就要把人們對社會的信任、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對於遵守傳統文化的信心消滅一點。通過不停的運動，把人們的道德文化全部摧毀掉，然後它這個党文化才能夠橫行，才能夠使這個共產黨能夠生存下去。
所以它是不停的摧毀道德，當然最終整個社會道德全部崩潰的時候，我想這個黨它自己也完了，但是這個恐怕不是它所考慮的東西，這個黨它所考慮的一切，都是為了它眼前的生存。
洪薇：回到薛乃印的例子來講的話，華人社區實際上比其他的族裔，像您剛才講的，不太容易跟警方合作；那中國人來到海外能夠溶入西方社會還是比較少的，那面臨這種司法問題的時候，該怎麽做呢？
橫河：華人社區在美國社會裏面，相對來說，不容易和警方合作，是有文化的差異，也有語言的差異，就像這次他們四個人去報警的時候，就沒有能和警方溝通，有語言的差異，還有一個就是現代社會公民的意識不夠強。
所以我覺得進入美國社會，在美國社會生活要考慮這些問題，特別是回到這件事情上面來說，它事實上有一個情、有一個理、還有一個法這個關係在裏頭。所謂「情」的話，就是如果他們是朋友的話，就是朋友之間的交情有多大？「理」的話，就儘管他們是朋友，他殺妻棄女，在理上面是不容的。
洪薇：違背天理的。
橫河：對！所以「理」這時候就要大過「情」。那麽在「法」上面的話，就說這個人是被國際通緝的一個罪犯，而且是殺人犯，那在「法」上面的話，這個人是涉嫌違了法，那麽做為社會、社區來說，和警方合作在法上面是講的通，所以這裏有情、理、法的問題。
那麽關鍵問題就是說怎麽判斷？我覺得這裏有幾個不同的情況，可以考慮的：
第一個是在完全的法制社會，比如這次發生的事件，犯罪現場是在新西蘭，而這個逃犯所在地方是在美國。那麽美國和新西蘭都是完全的法制社會，所以薛乃印這個人不管是在美國被抓住還是在新西蘭被抓住，會通過一個正常的司法程式得到公平的審判，像這次新西蘭警方已經提出來，他保證能夠得到指定的律師或者他自己請的律師，他可以得到公平的審判。我想沒有人懷疑這點。
法庭會不帶偏見的做出一個判決，這個判決本身程式上是不會有問題的。四個華人的行動，他們把薛乃印抓捕歸案，只是整個司法程式當中的一小部分，和司法本身有沒有公正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他們只是把人抓住，並不會因為他們把人抓住，這個人冤枉判或者怎麽樣。
這個案子如果本人不到案，他本人不能夠到庭申辯的話，那麽也就是說他要一直帶著殺人嫌犯這個帽子、這個陰影逃亡一輩子。所以他如果本人不到案，對他本人也不公平；那麼讓他到案，接受司法的公平審判話，我認為不管對社會、對被害者、對他本人，都是公平的。這是該不該報案的問題。我認為報案肯定是對的。
如果是其他普通的民事案或者是刑事案子，不是殺人案子，不像這麽嚴重的殺妻棄女案，那麽要不要報案？這個我覺得和文化、傳統、語言、宗教信仰，多種因素有關，很難一概而論。因為有些在美國人看來，一定要打電話通知警方的事，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連想都不會想到通知警方。他不是說我不願意和警方合作，他根本就不認為這件事情值得報警，這是一個文化的差異。
另外在宗教信仰上也會有差異，就是在某些信仰看來是十惡不赦的事情，但是也許在法律上的話，卻是容許的，並不是做為一種罪行來的。所以個人有個人的判斷標準，這個就很難一概而論了，這種事情就不是很好說，你不能強制的說中國人你看到這個事情，就一定要去報案，他在他的潛意識心理，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罪行，你怎麽能讓他報案去，所以這個就很難說了。
這是在美國，這件事情是在美國發生的時候，做為一個生活在海外的華人，怎麼樣在「情」和「理」和「法」這方面，如何能夠遵守當地的習慣、遵守當地的文化傳統、遵守當地的法律，這是做為華人應該考慮的問題。
洪薇：那如果在人治社會，像中國大陸應該怎麽辦呢？
橫河：那就完全不一樣了，處理方式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我們說不能一概而論。在中國大陸首先司法機構它是中共鎮壓人民的工具，所以在中共統治的將近六十年時間之內，冤假錯案太多太多，光是殺錯人的就不知有多少。我們去年還聽到有一個案子說，那個人已經坐了多少年牢了，才把真的兇手發現了，然後放出來也不給你道歉、也不說什麽東西。像這種事情太多太多，特別是關於政治、宗教信仰、言論出版自由、新聞自由這種方面，這是很明確的是中共用國家機器在鎮壓民眾。
所以在這些問題上，我認為做為一個正直的人絕對不能和當局合作。這就是為什麼在非暴力運動當中，特別聖雄甘地的非暴力運動當中，他有一個不合作的原則，和當局不合作，是一個非暴力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洪薇：這個不合作是認為當局所做的事情是不合理的、是錯誤的，才會不合作，是基於這樣的基點嗎？
橫河：當年甘地的不合作不是這個意思。當年甘地不合作是不和英國殖民當局合作，在任何事情上不和殖民當局合作，這是不一樣的。
那麽在中國大陸，就是在司法機構做為鎮壓人民工具的這方面來說，我認為是絕不能和當局合作。但是又來了另外一個問題了，就是刑事案要不要和當局合作的問題。
我們知道中共這些年來它採用了一個策略，就是政治案件刑事處理原則。也就是說給政治對手、給維權人士、給宗教信仰人士，栽贓經濟犯或者是生活作風有問題，或者是怎麼樣，它就是用這種方式給你搞臭，然後把你抓起來。
前幾天，我看到網上有一篇文章，就是郭泉，大家知道就是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位教授，給中共中央寫了公開信的。他現在是中國很多維權人士的一個代表。最近就有一個軍隊轉業幹部的維權人士給郭泉講，當地的警方找到他說你們不要跟郭泉合作，他有六個女人。
郭泉後來寫了一篇東西就說，像我們這種維權被政府所不容的人，找一個女人都很困難。他問他老婆說：「你當時要知道我做這個，會不會嫁給我？」，他老婆說：「誰敢嫁給你啊？」他說：「居然說我有六個女人！」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栽贓它們的政治對手，和它們所不喜歡的維權人士。
所以對於中共所公布的刑事案子，要求大家合作的，也得考慮一下，你能不能相信它的話，你要一相信了，說不定你就冤枉了一個人。而冤枉了一個人，所做的壞事，也許你一輩子都補償不過來。
那什麽事情能管？在中國大陸有什麽事情能管的？有的，有的事情就沒有人管的。比如說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我們經常聽到的，幾十個人、上百個人，可以目擊一個搶劫案、可以目擊一個強姦案、可以目擊一個殺人案，沒有人管！這種時候敢於見義勇為的人太少了，這種情況下，就應該管了。
因為這是公眾的社會道德，而且你在場，你是目擊者，你能夠做出判斷來。基於這個因素的話，我覺得最終有一個高於法律的判斷標準。就是說在法律上沒有辦法做判斷了，在特殊情況下，特別是在法治不完全的社會，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大陸完全沒有法治的情況下，就有一個道德的標準，這個道德標準對任何事情做判斷。
所以每個人的內心對自己的行為有個約束，這是第一，你不能對社會進行約束的時候，那麼你可以首先約束你自己。當你自己約束了你自己以後，你就有一個比較好的道德標準來衡量這件事情應該怎麽處理，而不是僅僅的從表面的法律，因為這個表面的法律已經不遵守了。
我記得我們以前家裏有一次談話很有意思，我父親說，現在搶劫、殺人這麽多，說是每天都是公判。就是有一段時間嚴打嘛！一抓到就槍斃……
洪薇：進行公審。
橫河：對，公審還要大肆宣傳，但是殺人敢於挺而走險，搶東西的人一點也不少。這些人難道就不怕嗎？我姊姊就說，這些人根本就不看你這個公審，也不看你這個報紙，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麽一回事。就是說法律它管不了這些事情的時候，就是靠人自己的道德標準，道德來管。
洪薇：那具體的這個案例上，華人社區您認為還有什麼需要學習的東西？
橫河：我覺得這有很多華人社區可以學習的東西。比如說第一個、就是華人應該更多的參與社區的活動，更多的參與到美國的社會生活當中去，因為我們畢竟是這裏的一分子，我們在這裏生活，這個社會也是我們的社會，所以只有參與才能互相理解，更多的瞭解。
第二個、那就是要瞭解美國的法律和習俗，這就是說中國人也需要瞭解的，因為我們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第三個、要儘量學會在主持正義的時候保護自己。也就是說這四個人這次行動的技術上的事情，就是說你究竟是應該自己抓還是去報警。
洛杉磯警局的一個警官，他就是原來負責這個案子的，他說市民發現嫌犯了，警方鼓勵他們在第一時間報警，但不鼓勵自己去抓人。為什麽？第一是安全，因為嫌犯大多數是有武器，市民自己去抓會有危險。第二抓捕過程當中，如果你有行為過當會引來官司，因為不是執法者。第三是如果是發生了劫持人質的事情，事情就發生的更大了。第四如果在搏鬥當中傷及無辜的話，那麽事情就更麻煩了。
所以自己去做這件事情，對這個社會、對當事者、對自己可能都會造成危險，這一點是我們華人不容易考慮到的。所以我們要儘量通過學習美國的法律和習慣，學會在主持正義的時候保護自己，另外也要保護這個案子。
大家知道美國員警逮捕人的時候必須念一段話，就是：「你有權利保持沉默，如果你放棄沉默，那麽你說的話將用在法庭上，針對你。」如果員警逮捕人的時候，不念這段話的話，這個案子很可能就翻過來，儘管這個案子所有的案情都證明這個人犯罪，也會把這個案子翻過來。所以即使是為了這個案子起見，也得遵守美國的法律，這是技術層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在道義層面上，這個事情該不該管，我們認為肯定該管，他們做的是對的。另外一個在技術上怎麽管，那麽有很多我們華人需要學習的地方。
洪薇：好的，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到了，非常感謝您的深入細緻分析。聽眾朋友們，感謝您收聽這一期的《時事經緯》節目，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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