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1日报导】（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二十一日专电）前总统李登辉在日文新书“最高领导者的条件”一书中提及，他的命是有神助才得以延续。因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时代，他若遭枪杀也非不可思议的事。他说，指导者应有公义精神，体悟到“权力是向人民借来的”的真谛，为了国家着想，可不顾一党之私，随时释出权力。
他在书中说，二次大战中，他身为日本兵可能死于空袭。战后，回到台湾在“白色恐怖”时代得以苟活，都让他感受到与其说是“运”与“命”好，倒不如说是神协助他活下来。
书中提及“二二八事件”中，台湾的知识份子被视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就会遭杀害。当年他若遭执政者逮捕或枪杀也非不可思议之事，但他没被杀害，只能说是神要他活下来。
书中说，他留学美国爱阿华大学时，两度在马尼拉机场被菲律宾警备司令部的人带走关了两、三天，当时就是“白色恐怖”阴影仍残存的时代，台湾官方的迫害常使人感受到身家性命的危险。被拘留期间，他感到极度不安、焦虑，之后都无事，让他觉得自己运气好。
书中也提及，他正式入阁前，曾接受过警备总司令部的调查，这是蒋经国为了要厘清对他的一些顾忌而为。
他觉得蒋经国之所以挑选他当副总统，他自己的解读是，虽然蒋经国说自己是台湾人，国民党一定要本土化，那是因为当时要求本土化的声浪高涨，蒋经国认为只有实施本土化，国民党才能维持，但毕竟蒋经国还是中国人，深谙中国的社会、文化，也在半威权主义体制下练就一身政治操作手腕，所以虽然选了他当副总统，但是否让他继任为总统，这之中存在着不确定的要素。
他说，做为领导者一定要有公义的精神，他从十三岁开始，就培养这种精神，因为当时日治时代的社会、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就是如此。他还说，自己在说出台海两岸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一词时，完全是秉持着公义的心而说，他认为两岸应该和平共存。
他回顾公元两千年政权轮替时，自己觉得台湾的将来是美好可期的。他说，眷恋着外省人独裁体制的势力对于政权轮替相当反弹，因此他不久后就被逐出国民党。他也说，见到民进党少数执政的困境，于是自己在见义勇为的情况下，才又想兴起支援民进党的国民运动。
他认为，领导人做事要光明正大，对国家要忠诚，要有强烈的道德感。他踏出政治世界的同时，对于财产等个人问题、死时的问题等都已妥善处理，连纳骨堂的设计图也都画好，这笔费用已备妥，何时死都无所谓。
他还强调，指导者不应利用媒体营造神格性、增添人气。而且指导者应多阅读古典书籍、重视涵养与品格，从传统学习，才能进步，并进而教导年轻一代古典与传统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