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简鸿梅编译报导) 面对棘手案件时，美国法务系统长期以来总认为成人目击者才可靠，不愿采纳孩童证人的证词。现在研究记忆的学者提出最新的发现，对于厘清案情，使事实真相重现，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传统的记忆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以“事件的重建”为基础，特别是在延迟数天、数周或几个月之后。两名来自康乃尔大学的学者，人类发展学教授法拉瑞纳（Valerie Reyna），及人类发展暨法学教授查克贝芮德（Chuck Brainerd）则提出“模糊痕迹论”，认为人们储存经验或记忆的方式有两种: 即“逐字痕迹”（verbatim traces）和“重点痕迹”（gist traces）。
“逐字痕迹”即记忆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重点痕迹”则以当事人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或此事件对当事人的意义为何为基础。“重点痕迹”促使了“虚假记忆”，他们所储存的是事件的涵义及所留有的印象，此印象与事实真相却可能并不一致。
虚假记忆
瑞纳及贝芮德研究发现，记忆如同古罗马的门神Janus 有两副面孔，孩童绝大部分依赖心思来记录，即“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成人则多倚赖另外一部分心思来记录，即“所发生事情的意义”。成人易受感情的影响而产生“虚假记忆”，这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中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研究显示，以意义为基础的记忆，大多与“虚假记忆”有关，这在成人目击者中最容易发生。由于成人易受情绪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强烈的情绪影响时，会对某些事物特别注意。因此，其注意范围会缩小，当事人会对感兴趣的细节记得非常清楚，而忽略其他同样重要的细节反。在不经意时，即产生记忆上的错觉。
与此同时，人们在看到一些支离破碎的事物时，会主观地、不自觉地将这些片断组合成一个很符合逻辑关系的、合理的画面。这些内容与事实相比对后，才发现是虚假的。据报导，全球每年几千起的误判案件中，有近一半即由于证人的目击有误而引起。
瑞纳表示，当重点痕迹记忆很强时，会产生幻影记忆，即虚幻又生动的记忆。由于人的记忆在脑子里并非固定不变，以前从没有经历过，但总是觉得经历过；或者以前经历过，但有一些记忆的扭曲，皆属于虚假记忆。
虚假记忆引发误判
贝纳德表示，因为目击者的证词在罪犯起诉时是主要的证据，虚假记忆是无辜者被定罪的主要原因。
最近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库克郡，就有超过200件谋杀案供词中，因与事实证据相违背，被证实是源自于成人的虚假记忆。一被告在某地有虚假记忆，但证据中一张收据却显示，同时间此人其实是在另一处，而该处恰有犯案发生。
另一案例则为一被告被控犯案，且有七名证人同时指证无误。后来因真正的罪犯出面自首，此案才水落石出。原来，此无辜的被告与罪犯都有一共同点–文质彬彬的相貌，让七位证人都认错了人。
成人 vs 孩童 孰可信?
瑞纳表示，由于孩童没有那么多的情绪及智能方面的经验，由经验中去撷取意义的能力远不如成人，所以较少产生虚假记忆。孩童绝大部分依赖心思来记录，即“实际发生了什么事”；办案人员如果适当地提问孩童，他们多会给予更正确的证词。
但是美国法律却认定，孩童较成人更易受情感影响而产生虚假记忆。美国法院对成人证词的信任其来已久。在1970年代早期，小于8岁的孩童很少被要求出庭作证，因为他们未通过法庭的能力要求。到了1970年代, 由于小孩被虐待的案例增多，法庭被迫采用年轻受害者的证词。1990年代，由于某些孩童的证词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法院又再次以成人的证词为主。
瑞纳表示，在虐童案件中，即使成人的证词是存疑的，法律仍倾向于站在成人证词的一方。美国法律系统不采用小孩为目击证人，根本上无法辨识成人与小孩如何产生记忆的不同，使美国的法律系统遭到外界的抨击。
记忆科学协助办案
贝芮德表示，法院要求目击证人说明事实，且特别强调只能说事实。这就表示法院已假设目击者可能会诚实作答，也可能会撒谎。但是现在有第三个可能被承认, 即“虚假记忆”。
瑞纳和贝芮德所提出的记忆模式，证实孩童的证词更为可信。此记忆模式可预测大人与小孩的记忆结果，广泛用来帮助律师、检察官及法务人员等办案，辅佐人们进行逐字记忆，降低法院案件中虚假记忆的数量。当某人同时进行逐字记忆与重点记忆时,将目击者带回案发现场，以极为中立的方式来提示逐字记忆，对于协助办案非常有效。
瑞纳及贝芮德所作的相关研究，是由弗吉尼亚州位于阿灵顿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所赞助。后续30多篇有关记忆的研究，也绝大多数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所支助。在即将出版的心理学快报中，将有更详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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