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着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凝视着这一切，但是没有把相机拿出来。为了在北京的家小，我不停地在叮嘱自己，我拿的是往返签证，这不是用来收集流浪民工和违反人权的证据的。我穿过人群，拦下一辆计程车，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广州。
这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一九九九年末，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看到那样的情景，至少在北京绝对不会。中国大地被蒙上了一层薄纱，普通中国市民往返于像广州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之间的火车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北京定期对公路进行地毯式检查，阻止大批想要进入北京的求职民工（美国游客不会被注意，因为警察很少拦截载有外国人的车辆）。
失业统计资料越来越令人怀疑。我的中国同事和家里的女佣人表面上很平静，但多次要求我把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当我问他们为什么时，他们告诉我，他们正在准备对付货币贬值、由于政府发行过量货币而引起的通货膨胀、银行挤兑等等。出于上述恐惧，他们不敢消费，政府所提倡的国庆日七天大周末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刺激消费的作用。
这是小的迹象吗？当然是的，但实际情况也已现出雏形。国家统计局（NBS，前国家资料局）发布了关于所有外资市场调查公司必须进行注册登记和申请许可证的规定。注册登记之后，任何问卷普查，即便是关于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这样无伤大雅的题目，都必须先经过国家统计局的认可。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问题，都会被删除；公司若不肯合作的话，将被吊销营业许可。这个规定既暧昧但又严厉，请一个中国人回答有关职业（或失业）状况，现在有可能属于非法普查了。询问消费者的信心更是大忌。
（注：国家统计局让类似盖洛普（中国）等具备精确计算能力进行大型民意普查（比如消费者信心普查）的公司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非常有趣的是，在规定正式生效的前几天，盖洛普公司做了一次全国性的突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由短短的几个月前的低下，突然大幅度上升。但是，在新闻或商业活动中却很难看到任何可以为此做出解释的迹象。是否盖洛普改变了普查方法？还是问卷问题有所不同？没有任何人做出解释。这让我怀疑盖洛普的结论完全是炒作的结果，目的是投其所好，得到国家统计局的宽容。但还是失败了。随后不久，国家统计局开始实施这项新规定；盖洛普公司现在宣布与国家统计局取得了共识，但毫无疑问，国家统计局推出这种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市场调查公司，使其符合政府要求，对普查和普查结果做自我审查。）
一些中国朋友向我透露，国家统计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个与台湾有关的市场普查专案被怀疑在搜集情报。我们公司的几个分析员认为，这跟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有关。我曾经与从事普查领域的总裁交谈，他们认为原因很简单：中国领导人想避免民众态度的分化，同时牢牢掌控作为中国经济状况参考因素的各项指标。
在九十年代初期，需要隐瞒的事情并不是很多；随着邓小平宣布市场开放，中国对外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状况是惊人的：一九九二年是百分之十四，一九九五年逐渐降到了10.5％，当时的通货膨胀率维持在百分之十。国外投资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但是，中国跳跃式的增长与积重难返的国营企业问题，以及亚洲经济危机是相互矛盾的。中国的GDP变成了意料中的抛物线：一九九七年是百分之八点八，比前一年的百分之九点六有所下滑。当亚洲出口贸易彻底崩溃后，中国领导人面临着经济疲软的危险。他们相信，他们的存活依赖社会的稳定（必须防范工人组织起来，形成反对派），这就必须要把城市失业率控制在两位数以下，因此，他们认为这一切有赖于中国的GDP不能低于百分之七的年增长率。
一九九八年，朱镕基曾强调中国企业的经济增长率要高过百分之七，国家统计局立即做出反应，尽管那一年还没有结束，仍然宣布当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八。玩笑越开越大，除了云南，中国的各个省份都争相宣布当年的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七点八。令各个省份感到尴尬的是，国家统计局决定在统计全国GDP时不再以各省提供的资料作为参考，而建立一套独立的统计系统（但这套系统的实际运作情况从来没有对外公布过）。
一九九八年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中国的GDP增长平稳：一九九九年是百分之七点一，二○○○年是百分之八，二千零一年是百分之七点三，二千零二年是百分之八。这些资料太完美了，与朱镕基每次的预言都不谋而合，但它们注定要受到挑战。来自彼兹堡（Pittsburg）大学的托马斯‧洛斯基（Thomas Rawski）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列斯特‧素罗（Lester Thurow）等几名经济学家指出，只要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指数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发现奇怪的现象。官方公布的GDP保持平稳，没有明显的下滑；但是，尽管官方目前并没有推行大规模节能措施，工厂赖以生存的能源消耗量却在不可思议的连续下降。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的GDP在一九九八年到二○○一年增长的总和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四，而能源的消耗量却在同一时期下降了百分之五。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飞跃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能源消耗的增加，而主要靠煤炭作为能源，又没有采取大规模节能措施的中国，又如何能开创这样的奇迹呢？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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