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3日讯】19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盘旋在地球上空的核大战的阴霾终于烟消云散，被苏俄统治的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家相继获得独立和解放，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卫星国打碎极权的枷锁，踏上了自由民主之路。
1993年俄罗斯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军队国家化的宪政体制，一党专政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与独裁政权的力量对比上，自由世界有史以来首次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20世纪，孙文的“以俄为师”和中共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致使苏俄政治、军事、经济、文艺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和渗透无以复加。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中共如丧考妣，举行全国性的悼念活动。时至今日，斯大林主义和共产极权的罪恶虽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揭露，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国大陆对苏俄历史的解读仍然充满了纠结与困惑，一些似是而非的“俄罗斯的启示”甚至赢得自由派人士的喝彩。
叶子风曾借安·兰德的话讽刺某经济学家：有一款知识分子叫“巫医”，表面上很有知识，实际上脑子里全是沼气，飘荡着和事实毫无关联的抽像概念。这段话如果拿来评价对俄罗斯的历史与现状缺乏深入了解却又爱奢谈俄罗斯的“民间思想家”，我很难找到反驳的理由。
王康《十月革命90年救赎、悲剧与启示》，将列宁领导的毁灭俄罗斯民主萌芽、最终导致上亿人死难的反动政变，美化为“世界历史天空最夺目的旗帜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升起”。在王康看来，“把一种新的人类解放福音带给世界、在抵抗并粉碎纳粹德国的世界性大战中居功厥伟、把核弹头直接运到美国后院”，都是苏俄的辉煌成就。
“把核弹头直接运到美国后院”，险些触发毁灭地球一切生命的核大战。2002年10月9日，连卡斯特罗都在接受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的专访时承认：苏俄在偷运核武器的问题上向美国撒谎，犯下了大错。1960年代中苏狗咬狗似的论战达到高潮，于珍宝岛大打出手，苏俄计划对中国大陆实施核打击，不知道，这样的丧心病狂算不算苏俄的“成就”？
弥赛亚意识（救世主义）和使命感是俄罗斯精神的象征，贯穿俄罗斯社会千年发展史，有着深厚的宗教基础、独特的哲学阐释和强大的政治依托。1597年，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世界上东正教信仰的惟一捍卫者，西欧文明是对东正教的损害和叛离，俄罗斯这个最虔诚、最坚定的民族被上帝选定为神选民族，被赋予使命与力量来拯救人类，是全人类的弥赛亚，当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候，弥赛亚民族将起到擎天柱的作用。（金雁《俄罗斯村社文化及其民族特性》）
对俄罗斯情有独衷的王康，很清楚独裁的危害，不幸被民族主义、弥赛亚意识搅乱了视线：“没有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没有后来十月革命的失败以及苏联的解体，更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狂妄的、一切骄横的、一切不自量力的思想，都是荒唐可笑的。”（《俄罗斯知识份子的特性》）
中国的今天，没有游行示威、组党结社、选举官员的权利，“屁民”的人权、物权随时都会受到侵犯，追根溯源，都是“十月革命”惹的祸，对“十月革命”难道不应唾弃而是感恩戴德？恐怕林昭、李九莲们不会同意，死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和饥荒的数千万炮灰与饿殍也不会同意。
俄罗斯早期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福音，一种拯救一切人的普遍信息”，列宁巧妙地将俄罗斯传统的弥赛亚意识置换为“苏维埃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就其’救世’的性质而言，它还可以担当世界的拯救者”，获得普遍响应，共产国际应运而生。
苏俄果真如王康所言，“把一种新的人类解放福音带给世界”，还是将共产暴政散播到了中国、北韩、越南、柬埔寨、古巴和东欧，是一个不容含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以中国为例：
从策划组建中共、促使国共合流，到援助孙文、蒋介石、中共完成彻底打乱中国法治进程、暴力颠覆民国政府的“北伐”；从帮助中共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到怂恿、支持中共卷入与自由世界为敌、陷北韩民众至今生活于地狱之中的韩战，苏俄乱华的罪恶罄竹难书。
沙俄的蛮横、苏俄的暴虐，固然是对弥赛亚意识的背叛，但又何尝不是血管中流淌着弥赛亚意识的俄罗斯人，为“拯救世界”而不择手段？
王康沉浸在俄罗斯“拯救世界”的激情里难以自拔，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在《我的精神麦加》、《俄罗斯道路》、《俄罗斯的启示》等关于俄罗斯的文章中，不遗余力地颂扬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全然不顾这种可怕的救世情结的负面效应，给俄罗斯及全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为，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主义神圣、光荣，毋庸质疑，是上帝赋予神圣俄罗斯的“天命”。这样沉重的十字架，俄罗斯背了600年还不够？
为实现美好的理想，可以背弃人性、不择手段，是宗教战争、弥赛亚意识、共产革命兴起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且不说绵延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与决心把亚洲从白种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一样，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都有不同程度的“救世情结”，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解放全人类”，肆无忌惮地使用霹雳手段，成为载入史册的人类屠夫。
在苏俄祸害人类、最终导致上亿人死难已是不争之事实的今天，王康居然断定苏俄“所主宰的半个世界远比另外半个世界更高尚、更纯洁、更无私、更有前途”（《十月革命90年》），启蒙变成了“蒙启”。
18世纪以来，无论是具有浓郁的弥赛亚救世主义的沙俄，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推行共产革命的苏俄，带给人类的都不是拯救，而是铁与火，是农奴制度和血腥的极权体制，以及野蛮的征服与杀伐。有拯救世界的俄罗斯精神做底蕴，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策划外蒙独立，入侵中亚和东欧，沙俄、苏俄的铁蹄理直气壮地肆虐欧亚大陆。
苏俄对反法西斯战争有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但千万别忘了，苏俄本身也是二战的罪魁祸首。在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瓜分欧洲的条约之后，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17日苏俄从东面入侵波兰，28日与德军在布雷斯特“胜利”会师，共同举行了阅兵庆典；11月30日，苏俄大举入侵芬兰。1940年春，苏俄在波兰卡廷森林枪杀波兰被俘军官2万多人，并栽赃于纳粹德国，随后入侵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虐杀、流放了这些国家上百万的知识精英与平民。
1941年4月13日，苏俄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的中立条约，发表共同宣言，承认外蒙与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得以放开手脚进攻中国、发动太平洋战争；直到6月22日遭到纳粹的进攻，苏俄才被迫开始反法西斯战争。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佛曼认为苏俄滥杀无辜的情况甚至比纳粹还要严重。
苏俄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唯一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份血淋淋的反面教材：迫使自由世界不断修正、改善并传播宪政民主的价值观，最大程度地发挥、捍卫人类自由的天性，形成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和创造力，确保自由世界在与极权专制的拼杀和竞争中胜出。
俄罗斯精英，伟大如索尔仁尼琴，1996年发表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吹嘘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对斯大林之死和苏联解体充满了惋惜之情：“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貌似与《古拉格群岛》的基调充满矛盾，但这样的矛盾却非常契合索尔仁尼琴等俄罗斯精英的弥赛亚意识。因为，沙皇、斯大林都是“强大俄罗斯的象征”，俄罗斯必须强大到有能力去拯救世界。
陀斯妥耶夫斯基通过《卡拉玛佐夫兄弟》，论述俄罗斯人内心深处具有拒绝个性自由和责任，把这些权利推给某个人，然后信任他、服从他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集权的出现。（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普希金“我爱你，彼德建造的大城”（《青铜骑士》），是俄罗斯民族“沙皇崇拜”心理的诗意表达。受弥赛亚意识的影响，俄罗斯人向往强大的国家、漠视个人自由、欠缺理性精神，不乏世界级的文豪，但从未出现过洛克、康德、尼采、哈耶克这样的大哲学家。在沙俄，尤其是苏俄这样反人类反人性的极权体制下，知识精英首先是打击对象，先进的政治思想根本无从诞生和发展。
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以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沙俄的切齿痛恨（金雁《龙熊同窗：俄罗斯为什么“不高兴”？》）。
在缺乏自由民主的土壤中，可能导致灾难的“救世情结”和民族主义激情，如同可怕的瘟疫，连普希金、托尔斯泰这样的精英都未能幸免。可想而知，当年沙俄血洗江东六十四屯，是何等的豪迈！日军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发动“大东亚圣战”、“重建东亚新秩序”、解放白种人统治下的亚洲，遭遇国军的激烈抵抗，又是何等的愤慨！
俄罗斯人至今没有深刻地意识到：邪恶的手段会扭曲、消融正义的目的；自由的个人的集合，才是国家、民族强大的意义和根源。好在成员国多达28个的北约空前强大，而建立了宪政体制的俄罗斯（2000年要求加入北约遭到拒绝），已不可能对自由世界构成实质性威胁。苏俄解体后，俄罗斯再也无法左右欧洲和世界的局势，政客们为迎合、安抚选民的弥赛亚意识和巨大的失落感，不得不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以大国意识形成民族的凝聚力。
弥赛亚意识、崇拜权威的传统和共产革命，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今天仍然是俄罗斯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阻碍。一个民族活在曾经的荣耀和传统里，无法摆脱、超越单一而封闭的文化特性，在本身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下，与其惦记着“拯救世界”，不如先拯救自己，完全融入自由、开放的文明世界。
过去的教训足够惨痛，人类社会现在和将来，都不再需要俄罗斯式的可怕的“拯救”。俄罗斯的启示，不妨用《圣经》故事来阐述：上帝为阻止人类联合起来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无法沟通。
失败的通天塔计划，确乎是对人性缺陷或人类极限的一种隐喻。人类一旦想要无所不能，即违背了“天意”。不顾条件的限制，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乌托邦，结果就是腥风血雨、人头落地，天堂象天堂一样远，地狱就在眼前。
－－原载：《观察》，200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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