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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一位本家爺爺去公社取指標油。路上不小心，盛油的罐子被打碎，全村人等待下鍋的豆油全部洒地。惊嚇之余，本家爺爺三天沒吃下去飯。事后，有人開他老人家的玩笑說：等你老當上國家主席后，你老將咋個活法？本家爺爺回答說：早晨吃糖饅頭，中午吃棗饅頭，晚上吃糖饅頭。望著本家爺爺沒有出息的流露，我那時認為只要一切權力歸窮人，讓窮人來管理一切，我們這個社會才會保持朴素的本色，永不變修。可就在另一件事上，我改變這一看法。
記得剛參加工作不久，在回家的路上，這位本家爺爺遇到我，第一句話就說“我發了”。見我不明白，他老人家說：人家某某干臨時工都富得流油，你當干部的咋混的，你收的錢還不都是你的！老人家的意思很明白，公家的錢，能裝則裝，能撈就撈。從這件事上，我明白過來這樣一個道理：窮人是有不得權和錢的。一朝權錢在手，猶如“多年的和尚”下了山，一旦動起葷來，決不是几個饅頭所能打發了的！
一無所有的貧窮，決定了貧窮者的除了惰性十足外，便是對社會和財富的瘋狂攫取和貪婪。貧窮的壓抑和致富無門，使他們比任何人更渴望富裕和幸福。所以，一朝時來運轉，他們會像掩耳盜“金”的齊人，眾目暌暌地把他人和國家的財富据為己有，并迫不急待地揮霍和饕餮一空。
本.約翰遜講：“貧窮不僅剝奪一個人樂善好施的權力，而且在他面對本可以通過各种德行來避免的肉體和精神的邪惡時，變得無力抵抗。
貧窮是人類幸福的大敵。它毫無疑問地破坏自由，而且，它使一些美德難以實現，使另一些美德成為空談。”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縣城沒攻下一座，便在宣武的一個鄉駐地自封天王，剛打下一個永安小縣，就大肆分封諸王，攻占南京后，大興土木，廣置美玩，三宮六院，深居淺出，過得比當今皇帝還皇帝。許多農民起義領袖往往小成即滿，其腐化墮落的速度之快，是任何朝代所無法比擬的。
貧窮容易產生幻覺，越是貧窮的人，越會异想天開，白日做黃粱美夢。一旦吃上几天飽飯，貧窮的人便會燒包到“要當當皇上，要玩玩娘娘”的地步。
看看今天一些暴發戶，包二奶，喝花酒，三陪小姐前呼后擁，就知道了。這种人即便手拿大哥大，身穿“皮爾卡丹”，依然不過是現代化的外表里裹著骨子里的窮酸，其一舉一動連相面先生的眼睛也騙不過。大多數出身于貧苦家庭的人，當官之初體察民情、感受民苦。然而“時位之移人”，官當久了，見識廣了，誘惑多了，慢慢就發現自己原來太傻了，于是便亂吃、亂收、亂睡，“三亂”起來比先前的皇帝還皇帝。
博洛爾在談到羅馬最腐敗時代時，這樣描述：再當時問世的几部喜劇的重要角色中，生動地刻畫了一些出身貧寒低賤的政客和金融家的形象。這些人為了給他們的快樂增添一种由滿足了虛榮心所迸發出來的熱情風光，為了討得那些高貴女人的歡心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由此背上的債務足以使他們從貴族變成家徒四壁。而這种窮人的瘋狂，在羅馬卻是司空見慣事實。
李國文先生講：“從農村殺出來的流氓無產者，一朝得勢以后，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權柄以后，首先極易得到滿足的兩大需求，無非一是金錢，一是女人。這兩樣東西，是最能讓昨天的泥腿子乖乖地舉起雙手。從貧窮中過來的人們，是最經不起糖衣炮彈的侵蝕的。一旦机會來臨，是等不到糖彈上膛的，便會主動張開臂膀，擁抱糖彈。”
貧窮往往是沒有負擔、毫無顧忌的亂涂亂畫。貧窮又是罪惡的火藥庫，一件小事就可以使這种罪惡總爆發。長期地壓抑和歧視，使窮人精神和心態的畸形發育，因而權力和富有并不能使他們精神和情操不能有半點的升華和脫胎換骨，反而使他們不顧一切，變本加厲去報复這個社會。
正如魯迅所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還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饜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農民起義首領張獻忠，占領成都后，下令大肆屠城。洪秀全定都后不久，革命尚未成功之時，便自相殘殺。北王韋昌輝將眼气的東王楊秀清殺死后，又對二万多名農民革命兄弟下了毒手。在窮人的眼里，是見不得別人比自己闊的。他人的才智和富有，非但激不起超越的信心和勇气，反而會燃起嫉妒和仇恨的种子。在窮人的邏輯里，只要自己不富，誰也不能富，就是自己富了，別人也不能与我同富。“興也匆匆，敗亦匆匆”的惡作劇，是窮人膨脹的必然結果。
窮人有錢可怕，窮人有權更可怕。不擇手段地能撈就撈，撈不到就毀，是窮人最大的出息。一乞丐從他富翁親戚那里繼承了一大筆財富。當有人問及他如何使用這筆財富時，乞丐回答說：“我要買一個好碗，一根好的棍子，以后我就能更體面地要飯了。”
文革時，我們宁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宁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高速度；怀疑一切的同時，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東西和前人的最寶貴的東西拒之了門外，統統砸爛。
貧窮是無知的土壤，無知產生無畏，無畏便是不顧一切地砸爛現行一切約束。秩序意識極端缺乏往往導致在高壓的環境下，就像一塊橡皮泥一樣被捏來捏去，一點硌人的骨頭也挑不出來。然而，一旦環境失控，便會接杆而起，贏糧而影從。在皇權威行四方時，窮人就是任人宰割的綿羊，一朝沒有了皇帝或皇權失控，他們心中便個個覺得自己便是皇帝。武人有十來個人七八條槍者便擁兵自重，拉上一支自己的隊伍，就敢占山為王，宣布獨立；文居科長、所長，就敢挑戰皇權，出台与中央政府對著干的收費政策。
在封建社會，尚且只有皇帝才有權批准死刑。文革時，這點程序也不要了，就是在依法治國的今天，私設公堂，亂用刑罰，隨意剝奪他人生命和自由的現象也時有所聞。一個法官面對焦點訪談記者的采訪，竟狂妄地稱自己“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气”。
奴使奴，使死奴；窮看富，看短處。窮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善于摹仿富人“貧窮”，象魯迅先生形容的那樣“不過原是羡慕這宅子的舊主人，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象毛澤東同志形容的那樣“要到地主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滾一滾”。“一頓飯一頭牛，屁股底下一座樓”就是最生動的寫照。
貧窮与愚昧与生俱來，愚昧与迷信孿生兄弟。迷信是窮人的精神鴉片。見廟燒香，見神磕頭，是一种窮人才有的愚昧，只有永遠貧窮的人才會把迷信視為救世的上帝。而今，從企業老板到政府官員，從小學校長到社會“精英”，有的人竟然把風水先生奉為貴賓，堂而皇之地請他們參与“指點江山”“激揚靈魂”。迷信如此，真是窮得不能再窮了！
貧窮的人是最沒底，最沒譜，最易膨脹的人，也是自認為最有能耐的人。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一旦膨脹起來，細活能宰虱子，刪虼蚤，給螞蟻上環；粗活能擋火車，攔飛机，扶正導彈以及推遲地球爆炸。一朝過上三天好日子，大人物便膨脹得“三年赶英，五年超美，解放全人類”；小人物便張狂得“三天一個新農村，五天一個新集鎮，一季丰收下來，就會有人討論‘有沒有再生產糧食的必要？！’”。
一個迷信無知的人，是蠢人；一個沒有理性的群體，是一個沒有希望的群體；一個膨脹的社會，是一個短命的社會；一個沒有秩序的民族，是貧窮的民族；一個不負責任的時代，決不是一個富有的時代。一個人、一個群體乃至一個時代，一旦無知到了無畏的地步，是什么樣的坏事都干得出來的。
貧窮不是光榮，是愚昧無知的土壤；貧窮不是道德，而是窮凶極惡的癲狂。只有貧窮到了像王洪文的人，才會窮凶極惡的向世界宣布“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真正富有的人，最怕的是無端的是非。李登輝在台灣制造動亂的因素，“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是台灣富人階級。高爾基講過：“人類生活的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貧窮。因為貧窮，所以，才有嫉妒、怨恨、殘暴，因貧窮，所以才有貪欲，才有一切窮人共同的對生活的恐怖和相互疑懼。”
富有，勤儉，理性，秩序，責任，遠見，是現代人所必備的素質；貪婪，殘暴，無畏，膨脹，迷信，是現代人的天敵，只有永遠貧窮的人和社會，才選擇后者。“英國小說之父”菲爾丁說過：“縱使在一個法治最松弛的國家里，一個有良心的人也不會胡作非為的；他會替自己訂出立法者所忘記的法律來。”只有永遠貧窮的人，才會窮凶極惡，喪天害理，喪心病狂，毫無顧忌地任著性子行事的！
蕭伯納講：“貧窮是我們社會的最大的罪惡，也是我們社會最可怕的罪行；而我們超越一切的首要責任，就是做到不貧窮。”
轉自《凱迪网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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