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漢密爾頓的貿易政策在一八二○年代穩住根基，但是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關稅一直是造成美國政治局勢緊張的根源。
南方農業州一直試圖降低產業關稅，然而，北方製造業的幾個州主張保持高關稅，甚至要再提高。
一八三二年，擁護自由貿易的南卡羅萊納州，甚至拒絕接受新的聯邦關稅法，因而引起了一場政治危機。
這場所謂的拒行聯邦法危機，最後是由安德魯．傑克遜總統解決了，他提出一些關稅減免方案（雖然沒有很多，但他建立了美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民間英雄形象），同時也以軍事行動威脅南卡羅萊納州。
這雖有助於暫時平息事端，但衝突惡化到最後，終於得以暴力解決，內戰就在林肯主政下開打。
許多美國人尊稱美國第十六任總統（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林肯為美國黑奴解放者，但他可能也可以被稱作美國製造業的偉大保護者。林肯強烈主張保護初生產業，他的政治生涯是從輝格黨的亨利．克雷麾下展開。
亨利．克雷主張建立「美國體系」，包括初生產業保護（依照克雷的說法是「保護家園產業」），以及投資基本設施，如運河（「內部改善」）。
林肯和克雷都出生於肯塔基州，一八三四年進入政壇，以二十五歲的年紀成為輝格黨伊利諾州州議員，在他的政治生涯初期，是克雷信任的左右手。
魅力十足的克雷一踏入政壇就嶄露頭角。一八一○年幾乎是一當選國會議員，就成為國會議長（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二○年，以及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五年）。
克雷看出國家的未來要靠製造產業，而身為來自西部的政治人物，他想說服西部各州與北部各州聯合起來，一起為製造產業的發展而努力。
傳統上，西部各州沒有太多工業，一直以來都是支持自由貿易，因此早就和擁護自由貿易的南方各州結盟。
克雷認為，他們為了地區的發展應該轉換立場，支持對產業發展有利的貿易保護主義方案，以換取聯邦政府投資基礎建設。
克雷三次競選總統（一八二四年、一八三二年以及一八四四年）都沒有成功，雖然他在一八四四年大選中，幾乎贏得直接投票。
但輝格黨還是有候選人成為總統──威廉．哈里森（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四年）、查克利．泰勒（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一年）──兩位都是將軍，而且沒有明確政治或經濟見解。
追根究柢，林肯作為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候選人，能夠贏得總統大選的原因就是共和黨的組成。
今日共和黨自稱大老黨，但事實上卻比民主黨年輕，民主黨從湯瑪斯．傑佛遜的年代就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存在（當時稱作民主共和黨，的確很容易讓現代觀察家混淆）。
共和黨是十九世紀中葉的產物，由於國家正迅速地向外（到西）與向前（透過工業化）發展，而不是開倒車回到仰賴奴隸、越來越無法維持的農業經濟，於是共和黨就根據適合國家的新觀點成立了。
共和黨想出的致勝方式，是將輝格黨的美國系統，與免費分配西部各州強烈想要的公有土地（通常是已被非法佔據的）結合。
這種免費分配公有土地的想法對南方地主而言，自然是一件難以忍受的事，他們認為，這最終會導致全面土地改革。
這樣的土地分配立法，始終受到南方國會議員的阻撓。共和黨試圖通過公地放領法，承諾將釋出一百六十英畝的土地，給那些願意耕作五年的開拓者。
這個法案在一八六二年內戰期間通過，因為那時南方的國會議員已經撤離。
其實奴隸制度在內戰之前的美國政壇，並不是像今日大家所以為的那樣，是引發分裂的議題。
廢奴主義者在北方某些州有強大的影響力，尤其是麻薩諸塞州，但這並非是北方的主流。
許多反對蓄奴的人，認為黑人是劣等人種，因此反對賦予他們完全的公民權，包括投票權。
他們認為，激進份子所提議的立即廢止奴隸制度非常不切實際，黑奴解放者本身也持相同的看法。
林肯在回應報紙社論強烈要求立即解放黑奴時寫道：「如果能不釋放任何黑奴就挽救美利堅合眾國，我會去做；如果解放黑奴能挽救國家，我會去做；如果解放部分黑奴、保留部分黑奴能挽救國家，我也會去做。」
這時期的歷史學家同意，一八六二年林肯解放黑奴的作法，是為贏得戰爭的策略性舉措，反倒不是道德信念下的作為。
引發內戰的因素，事實上，貿易政策的歧見至少和奴隸制度一樣重要，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
在一八六○年競選期間，一些共和黨員在保護主義的州裡，抨擊民主黨是一個「南方─英國─反關稅─分裂的政黨」，玩弄克雷美國系統的概念，暗示自由貿易是顧全了英國而非美國的利益。
然而，林肯在競選期間對關稅議題卻刻意保持沉默，不只是為了避免民主黨攻擊，也是為了維持脆弱新政黨的團結，因為黨內就有一些自由貿易者（大部分是反對奴隸制度的前民主黨員）。
不過，林肯一當選便提高產業關稅至迄今美國歷史上的最高等級。他以內戰支出為藉口，就跟英美戰爭期間（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六年）美國關稅第一次顯著調升所用的理由一樣。
然而，戰爭結束後，關稅仍然維持戰時的水平或更高。製成品進口的關稅維持在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而且是全世界國家中最高的。
一九一三年，民主黨勝選後通過了安德伍德關稅法案，製成品的平均關稅從百分之四十四降低至百分之二十五。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美國參戰，關稅很快的又再度提高。
一九二一年共和黨重新執政後，關稅再次調升，不過並沒有回到一八六一年至一九一三年時期的高點。
到了一九二五年，製造業的平均關稅回升到百分之三十七。隨著大蕭條的開始，一九三○年制定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甚至把關稅調得更高。
和反穀物法運動大力宣傳的名言一樣，斯穆特─霍利關稅的愚蠢，也成為自由貿易神話裡一則關鍵的謊言。
自由貿易經濟學家賈格迪什．巴格沃蒂稱之為「反貿易最明顯和最戲劇性的愚蠢行為」。但這種觀點有誤導之嫌。
由於時機不佳，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作為世界最大債權國的新地位，斯穆特─霍利關稅是有可能挑起一場國際關稅大戰。
只不過並不像自由貿易經濟學家所宣稱的那樣，是激進、脫離國家傳統貿易政策的關稅法。
隨著法案的施行，平均產業關稅提高至百分之四十八。從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二五年）上升至百分之四十八（一九三○年）的幅度雖然並不小，但也不算劇烈轉變。
此外，該法案通過後的百分之四十八稅率，儘管屬於高稅率等級，但仍安穩地落在內戰以來各國普遍採用的稅率範圍之內。
整個十九世紀到一九二○年代以來，美國雖然是全世界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國家，但也是成長最快速的經濟體。
著名的瑞士經濟歷史學家保羅．貝羅奇指出，沒有證據顯示，美國經濟大幅減少保護主義政策（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一年），對於國家經濟成長率有任何明顯的積極影響。
一些自由貿易經濟學家認為，美國在這段期間雖然採取保護主義政策，但仍然成長迅速的原因是，美國還有許多有利於成長的條件，尤其是豐富的天然資源、廣大的國內市場和高識字率。
這種反駁論點的聲浪逐漸變小，是因為（正如我們所見）沒有這些條件的許多國家，也在貿易保護的屏障之下迅速成長。德國、瑞典、法國、芬蘭、澳洲、日本和韓國一一進入我腦海。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以其產業優勢，已是無可匹敵──才放寬了貿易，並開始擁抱自由貿易。
但是美國從未做到英國在自由貿易時期（一八六○年至一九三二年）所實施的那種程度，也不曾有過像英國那樣的零關稅制度；而且在必要時，還會更積極地採取非關稅保護主義措施。
此外，即使貿易較為開放了（當然不是完全自由），美國政府還是會以別種方式，也就是公共研發資金，來推動重要產業。
從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九○年代中期，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佔國家總研發資金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遠遠超過日本和韓國這種「政府主導」國家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如果沒有聯邦政府的研發資金，美國就無法在電腦、半導體、生命科學、網路和太空等重要產業上，保持科技領先世界各國的地位。@(待續)
摘編自 《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 博雅書屋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