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汉密尔顿的贸易政策在一八二○年代稳住根基，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关税一直是造成美国政治局势紧张的根源。
南方农业州一直试图降低产业关税，然而，北方制造业的几个州主张保持高关税，甚至要再提高。
一八三二年，拥护自由贸易的南卡罗莱纳州，甚至拒绝接受新的联邦关税法，因而引起了一场政治危机。
这场所谓的拒行联邦法危机，最后是由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解决了，他提出一些关税减免方案（虽然没有很多，但他建立了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民间英雄形象），同时也以军事行动威胁南卡罗莱纳州。
这虽有助于暂时平息事端，但冲突恶化到最后，终于得以暴力解决，内战就在林肯主政下开打。
许多美国人尊称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林肯为美国黑奴解放者，但他可能也可以被称作美国制造业的伟大保护者。林肯强烈主张保护初生产业，他的政治生涯是从辉格党的亨利．克雷麾下展开。
亨利．克雷主张建立“美国体系”，包括初生产业保护（依照克雷的说法是“保护家园产业”），以及投资基本设施，如运河（“内部改善”）。
林肯和克雷都出生于肯塔基州，一八三四年进入政坛，以二十五岁的年纪成为辉格党伊利诺州州议员，在他的政治生涯初期，是克雷信任的左右手。
魅力十足的克雷一踏入政坛就崭露头角。一八一○年几乎是一当选国会议员，就成为国会议长（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二○年，以及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五年）。
克雷看出国家的未来要靠制造产业，而身为来自西部的政治人物，他想说服西部各州与北部各州联合起来，一起为制造产业的发展而努力。
传统上，西部各州没有太多工业，一直以来都是支持自由贸易，因此早就和拥护自由贸易的南方各州结盟。
克雷认为，他们为了地区的发展应该转换立场，支持对产业发展有利的贸易保护主义方案，以换取联邦政府投资基础建设。
克雷三次竞选总统（一八二四年、一八三二年以及一八四四年）都没有成功，虽然他在一八四四年大选中，几乎赢得直接投票。
但辉格党还是有候选人成为总统──威廉．哈里森（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四年）、查克利．泰勒（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一年）──两位都是将军，而且没有明确政治或经济见解。
追根究柢，林肯作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候选人，能够赢得总统大选的原因就是共和党的组成。
今日共和党自称大老党，但事实上却比民主党年轻，民主党从汤玛斯．杰佛逊的年代就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当时称作民主共和党，的确很容易让现代观察家混淆）。
共和党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产物，由于国家正迅速地向外（到西）与向前（透过工业化）发展，而不是开倒车回到仰赖奴隶、越来越无法维持的农业经济，于是共和党就根据适合国家的新观点成立了。
共和党想出的致胜方式，是将辉格党的美国系统，与免费分配西部各州强烈想要的公有土地（通常是已被非法占据的）结合。
这种免费分配公有土地的想法对南方地主而言，自然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他们认为，这最终会导致全面土地改革。
这样的土地分配立法，始终受到南方国会议员的阻挠。共和党试图通过公地放领法，承诺将释出一百六十英亩的土地，给那些愿意耕作五年的开拓者。
这个法案在一八六二年内战期间通过，因为那时南方的国会议员已经撤离。
其实奴隶制度在内战之前的美国政坛，并不是像今日大家所以为的那样，是引发分裂的议题。
废奴主义者在北方某些州有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麻萨诸塞州，但这并非是北方的主流。
许多反对蓄奴的人，认为黑人是劣等人种，因此反对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权，包括投票权。
他们认为，激进份子所提议的立即废止奴隶制度非常不切实际，黑奴解放者本身也持相同的看法。
林肯在回应报纸社论强烈要求立即解放黑奴时写道：“如果能不释放任何黑奴就挽救美利坚合众国，我会去做；如果解放黑奴能挽救国家，我会去做；如果解放部分黑奴、保留部分黑奴能挽救国家，我也会去做。”
这时期的历史学家同意，一八六二年林肯解放黑奴的作法，是为赢得战争的策略性举措，反倒不是道德信念下的作为。
引发内战的因素，事实上，贸易政策的歧见至少和奴隶制度一样重要，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
在一八六○年竞选期间，一些共和党员在保护主义的州里，抨击民主党是一个“南方─英国─反关税─分裂的政党”，玩弄克雷美国系统的概念，暗示自由贸易是顾全了英国而非美国的利益。
然而，林肯在竞选期间对关税议题却刻意保持沉默，不只是为了避免民主党攻击，也是为了维持脆弱新政党的团结，因为党内就有一些自由贸易者（大部分是反对奴隶制度的前民主党员）。
不过，林肯一当选便提高产业关税至迄今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等级。他以内战支出为借口，就跟英美战争期间（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六年）美国关税第一次显着调升所用的理由一样。
然而，战争结束后，关税仍然维持战时的水平或更高。制成品进口的关税维持在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而且是全世界国家中最高的。
一九一三年，民主党胜选后通过了安德伍德关税法案，制成品的平均关税从百分之四十四降低至百分之二十五。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参战，关税很快的又再度提高。
一九二一年共和党重新执政后，关税再次调升，不过并没有回到一八六一年至一九一三年时期的高点。
到了一九二五年，制造业的平均关税回升到百分之三十七。随着大萧条的开始，一九三○年制定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甚至把关税调得更高。
和反谷物法运动大力宣传的名言一样，斯穆特─霍利关税的愚蠢，也成为自由贸易神话里一则关键的谎言。
自由贸易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称之为“反贸易最明显和最戏剧性的愚蠢行为”。但这种观点有误导之嫌。
由于时机不佳，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新地位，斯穆特─霍利关税是有可能挑起一场国际关税大战。
只不过并不像自由贸易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是激进、脱离国家传统贸易政策的关税法。
随着法案的施行，平均产业关税提高至百分之四十八。从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二五年）上升至百分之四十八（一九三○年）的幅度虽然并不小，但也不算剧烈转变。
此外，该法案通过后的百分之四十八税率，尽管属于高税率等级，但仍安稳地落在内战以来各国普遍采用的税率范围之内。
整个十九世纪到一九二○年代以来，美国虽然是全世界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家，但也是成长最快速的经济体。
著名的瑞士经济历史学家保罗．贝罗奇指出，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经济大幅减少保护主义政策（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六一年），对于国家经济成长率有任何明显的积极影响。
一些自由贸易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在这段期间虽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但仍然成长迅速的原因是，美国还有许多有利于成长的条件，尤其是丰富的天然资源、广大的国内市场和高识字率。
这种反驳论点的声浪逐渐变小，是因为（正如我们所见）没有这些条件的许多国家，也在贸易保护的屏障之下迅速成长。德国、瑞典、法国、芬兰、澳洲、日本和韩国一一进入我脑海。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以其产业优势，已是无可匹敌──才放宽了贸易，并开始拥抱自由贸易。
但是美国从未做到英国在自由贸易时期（一八六○年至一九三二年）所实施的那种程度，也不曾有过像英国那样的零关税制度；而且在必要时，还会更积极地采取非关税保护主义措施。
此外，即使贸易较为开放了（当然不是完全自由），美国政府还是会以别种方式，也就是公共研发资金，来推动重要产业。
从一九五○年代至一九九○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占国家总研发资金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远远超过日本和韩国这种“政府主导”国家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美国就无法在电脑、半导体、生命科学、网路和太空等重要产业上，保持科技领先世界各国的地位。@(待续)
摘编自 《富国的糖衣：揭穿自由贸易的真相》 博雅书屋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