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1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崔禎恩韓國首爾採訪報導）韓國電影導演林權澤以電影《證言》獲得韓國13次「大眾獎」（導演特別獎），以《族譜》榮獲韓國17次「大眾獎」（「大眾獎」是韓國演藝界最具權威性獎項），以作品《曼陀羅》榮獲韓國20次大眾獎，作品《往十里》獲得12次韓國戲劇電影藝術獎，在韓國電影界有史以來創最高票房記錄的電影作品《將軍的兒子》，令他成為名副其實的韓國電影界頂級巨匠。他以作品《春香傳》正式進軍戛納電影節，作品《醉畫仙》令他在戛納電影節獲得導演獎，在2005年柏林電影節上，他在電影界付出的功績得到認證，被授予「功勞獎」。
林權澤執導的電影並非具有炫目的技巧或特殊的題材，而是蘊含著深厚民族精神及靈魂。2011年是林權澤從事導演生涯50週年，已年近八旬依然在電影領域創作不停的他，日前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特別採訪。
您以作品《春香傳》於2000年首次進軍戛納電影節，在2000年以作品《醉畫仙》獲得導演獎，有甚麼特殊感受嗎？
「電影《接種》和《Aje Aje Bara Aje》在威尼斯電影節和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得了女佳主演獎（姜壽妍），在1987年的蒙特利爾電影節上《阿達達》獲得了最佳女主演獎，但是我本人卻沒有甚麼收穫，因為還要繼續拍電影，需要別人幫助的事情卻越來越多。電影《西便制》創票房記錄之後，電視報紙上稱是「掀起了《西便制》綜合症」，在藝術界則興起了「找回我們的特色」的新潮，從那以後願意幫助我的人多起來了，雖然別人給予我的幫助越來越多，可我卻沒有甚麼成果，這令我感到很對不起他們，幸好後來在戛納電影節我獲得了導演獎，那時我如釋重負，感到自己「總算還了人情債」，令我感到很欣慰。」
今年上映的電影《汲取月光》是您的101個作品，據傳這部作品製作時間約達2年的時間？
「要想製作一部電影，需要瞭解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為了提高對應該瞭解的題材的認識，需要翻閱查看很多有關書籍，不僅如此，還會不斷查看其它書籍，為了製作一部嶄新電影，就需長期『生活』在圖書館，為了收集資料，要傾注很多精力和時間，這對導演助理來說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為了全面瞭解自己要展現的作品題材，需要竭盡努力，通過收集資料，除了電影以外，也會有意外的收穫，對電影生涯也有很多幫助。」
一個導演製作100個作品，這在世界上也是很罕見的事情。
「對我來說，100個作品、101個作品等這樣的數字絲毫沒有任何意義。在1926年26歲時，我以導演處女作《再見了豆滿江》出道後，10年期間製作了50多部電影，我自己稱那些都是「濫作」，相當於每年平均製作了5部電影，是非常難以想像的事情，把那些作品都算在內共有100多部作品，這對我來說感到非常無地自容，因此我認為電影製作數量並沒有甚麼特殊意義。」
您所謂的那些「濫作」是將哪些類型和題材電影化的呢？
「除了不成體系的打鬥片、史劇、喜劇、戰爭片、愛情片等科幻電影和不解之謎等以外，我都嘗試過。每天為了拍攝不同題材的電影，換攝影場所，真到現場以後就沒有劇本（scenario）了，那時就把大體框架定下來以後，就地邊寫台詞邊拍電影，因為以前沒從事電影這一行業之前，我在故鄉閱讀過所有的廉價大眾小說，就利用那些大眾小說的內容製作了不同故事情節的電影，但是我沒有抄襲過他們的作品，就那樣度過了10年的時光，儘管覺得那段時間很可惜，但是在那期間我在現場也學到了很多，隨機應變的能力和敏捷力不自覺的融進了我的身心，至今對我仍有很多幫助。
拍過喜劇影片嗎？
「年輕時，我也做了很多好笑的事情，初期拍電影時，總是工作到凌晨3～4點，在感覺疲乏睏倦之時，我總是說些笑話改換局面，因此很多人提議如拍喜劇影片一定會很有趣，所以也拍了幾部喜劇片，但沒有甚麼意思，也沒感覺到甚麼喜劇色彩。
林權澤導演的電影大都是追尋痛苦人生的作品，甚至連喜劇影片也是通過艱難困苦的人生製造搞笑內容。直至1960年代，林權澤並不是以電影導演聞名，而是以酒鬼更著名。他無任何高學歷加上家族中有左翼人士等原因，令他找工作都很困難，對人生他沒抱有任何希望，當然也根本不具備接受教育的寬裕條件，他當時離家在釜山充勞工維持生計，後來通過在電影界工作的熟人，告訴他在電影界打雜工可以維持生計，他就此進入了電影製作部。他最初製作拍攝50多部影片時，連做夢都沒有想過要留下好的電影作品，那時「電影」對他來說，只是單純的維持生活的手段，林權澤導演在回想那段時光時說「那段時光『是把人生當作手紙』的荒廢歲月。」
在甚麼時候令您的電影特點發生變化的呢？
「是與太太戀愛的時候，是在1971年的時候，事實上在1960年後半期就在我的內心開始萌芽了。韓國戰爭結束以後，由於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痛苦，人們對左翼非常的憎恨，整個社會對左翼充滿了殺氣，當時即使在中國餐廳發生口角，連中國人都會說『這小子是赤色分子』，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社會氣氛漸漸柔和了，我也遇到了我現在的太太，那時我開始覺醒了，並對人生開始懺悔，我覺得『不能再這樣浪費人生』，從此我逐漸走向正常。」
是否曾經有過以「版索裡」和「韓國畫」等韓國題材製作電影的契機？
「1960年代，在當時流行模仿美國好萊塢電影。三流也好二流也好，都希望自己的電影能達到美國子類電影水準，我比別人更早認識到了『那是不正確的夢想』。韓國的製作系統和社會現實無論怎麼努力模仿，也無法與好萊塢先進的技術、優秀的人力、電影創意性相媲美。作為韓國導演『我應該製作哪種類型的電影？』這是我當時要解決的重要課題。我深思苦慮『怎麼樣才能與好萊塢電影差別化？』，後來我決定製作『非韓國人莫屬』的只有韓國人才能製作出的韓國特色電影。」
也許是電影太過認真真實的原因，有人評論林導演是「他是先天性的喪失『天真爛漫』童心的人」。「我本人也被這種評價嚇得驚呆了，我在讀小學3年級時，韓國解放，之前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學生們還得挖碳還要進行勞動支援，解放後直接間接的經歷了左翼和右翼的衝突及韓國戰爭，加上我們的家族屬左翼，親戚中也有因為『游擊活動』犧牲的人，在那種情況下，我無法像別人一樣坦蕩的正常生活，此後又發生了軍事政變，在幼小的年齡經歷了那些深刻的社會漩渦，情緒上當然也只能如此，當被別人指責時，我反而嚇了一跳，那時我才認識到『啊，原來我只能如此啊！』」
「好導演」需要具備條件嗎？
「沒有甚麼特殊的條件，對於我來說，一直努力不讓自己在演員和工作人員面前展現出怠慢。我非常清楚自己應該在所有人面前做出表率，我一直尊重所有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因為只有在尊重所有人的創意性時，他們才能愉快的進行電影工作。此外，導演還應該具備自我抑制能力，即使演員的演技不如自己所願，也不能發脾氣，否則演員是不能正常發揮演技的，即使感覺不如意，也要抑制自己的情緒，讓演員們最大限度發揮創意性。」
您的電影展現著一貫性，您的「電影觀」是甚麼？
「我是固守『電影應該具備真實性』的導演，這種真實性並不來自於我個人的生活體驗，而是指更廣的範圍——來自我們所經歷的人生中，共同體驗到的，當然電影也可以成為單純的娛樂。但是我認為電影是我們對人生的創造和智慧藝術的樣本，電影應該有助於我們的生活。」
「無論製作電影，還是做別的任何事情，都要用心去做，不是單純的用手或頭腦去做，如果不是用心靈感受的同時製作出的電影，絕不會帶給人感動。也不應該有過多的貪慾，對票房的渴望和對大作的渴望，都不能製作出好的電影作品，有必要淨心放棄貪慾，也不要模仿別人的作品，希望成為能發揮創意性的電影製作人。」
對102個作品，您有何計劃？
「目前還沒有任何計劃，我現在也經常這樣想『如果說西方是動的世界，那東方就應該是靜的世界』，所以我想以在『靜』中展現『動』的形式製作一部電影，雖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具體怎樣體現，我一直在考慮思索。」
1998年林導演在舊金山國際電影節上榮獲生平功勞獎「黑澤明獎」，從當時他發表的感想中可以窺見到作為電影名匠的電影關。
「我想把這個『不論是好是壞』我們只能共同生存下去的這個地球比作荒廢且荊棘的花園，為了把這樣的地球創建為美麗的花園，我認為『電影』這個媒體也應該盡一份力量。」
我出生成長在遠東一個叫做『韓國』的國家，作為電影導演，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韓國』那地方人們的生活和他們所持有的特殊文化裝進電影，在建設名叫『世界』的美麗的大花園中，作為一朵小花，盡一份小小的力量。」
責任編輯/趙雲；中文翻譯/樸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