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06日訊】戈培爾，德國納粹政權的宣傳部長，他無限忠誠於希特勒，不惜動用國家可以動用的一切手段宣傳納粹黨的方針政策，特別是灌輸最高領袖的思想。他不僅控制一切媒體，指示甚麼新聞可以報導，甚麼不可以報導，而且對出版和其他文化領域也進行全方位的控制，每本書的出版和每部電影的發行都要預先報送宣傳部審查。他絕不允許黨和國家的宣傳工作有任何紕漏。
在戈培爾看來，「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宣傳是一個組織的先鋒，宣傳永遠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像的要朦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複。」
秉承著這樣的宣傳指導思想，在戈培爾「卓有成效」地領導下，當時的德國人所知曉的天下事都出自一個口徑，一個論調，全國的輿論高度統一，全國人民看到的書籍和電影也都千篇一律。領袖的語錄無所不在，對領袖的讚頌無所不在。
儘管強大的宣傳機器暫時將德國人封閉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裡，德國人只能愚昧地盲從黨和領袖的指引，但靠謊言支撐的邪惡不可能獲得終極的成功，徹底滅亡是必然的歸宿。希特勒和納粹黨最終走向了失敗的命運，而戈培爾的滅亡也是徹底的。1945年4月29日，戈培爾親手毒死了自己的5個天真爛漫的孩子，最大的12歲，最小的才5歲。然後，他與太太飲彈自殺。
戈培爾死後4年多，在古老的中國，崇尚暴力、邪惡的政黨共產黨竊取了政權。在其統治60多年中，它為了掩蓋其一系列暴行，灌輸馬列毛一套蠱惑人心的理論，並讓人民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同樣動用一切手段控制媒體、出版業以及所有文化領域，將中國人民玩弄於鼓掌之間。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共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有短暫的時間放開了媒體、輿論、出版業等，讓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一度點燃了中國人的希望，但1989年的學生「反腐敗」運動再次讓中共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再度加強了對輿論的控制和宣傳，直至今日。
在此不能不提及目前中共主管宣傳的、有著「中共戈培爾」之稱的李長春。1944年出生的李長春，仕途可謂一帆風順。39歲即出任瀋陽市市長，42歲時出任遼寧省省長，之後歷任河南省省長、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省委書記等職。在其擔任河南省要職期間，正是愛滋病從河南蔓延到全國的關鍵。他不僅七年多隱瞞愛滋病的真實情況，而且還隱瞞了有2千萬人沒解決溫飽的事實。據悉，河南省黨政幹部、紀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總共有33起向高級法院控告李長春嚴重瀆職罪，並因此造成河南省22個地區近25萬人感染了愛滋病毒。
1999年7月後，業已在廣東的李長春因追隨江澤民大力鎮壓法輪功而受其青睞，但李卻為此被法輪功學員在多國以「反人類罪行」控告。在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組織生活會上，尉健行曾拿出地方舉報以及中紀委到河南省的調查報告，責問李長春蓄意對中央隱瞞河南省愛滋病的情況，但卻因為江澤民的保護而被免責。2000年李長春被江力薦當副總理，但因其他人反對而作罷。2002年又是在江的運作下，李長春出任中央政治局排名第八的常委，負責中宣部工作，以配合曾、黃、賈等鉗制胡溫。2007年，他再次當選常委，排名升至第五，現任職務是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主管宣傳。
中共的宣傳主要是通過一個大手段，產生一個大功效，達到一個大目的。它的大手段就是「控制」，就是控制媒體、控制輿論，是有令則行，有禁則止，該上的上該下的下，這個該不該不是事實根據該不該，而是由黨的意志來決定它該不該；一大功效就是「洗腦」，包括給媒體洗腦，也給民眾洗腦，達到一黨專制的目的。
而主管中宣部工作後的李長春，自然沒有改變上述手段、功效和目的。他不僅像戈培爾當年所作的一樣，繼續加緊對媒體、網絡的控制，繼續重複著一個又一個謊言，將一個又一個真相掩蓋，而且秉承著江澤民的旨意，在海內外加大了對法輪功的抹黑。
如在今年年初，有資深媒體人在網上公佈了中宣部今年度的新聞管制禁令，羅列了九大禁令原則。而在1月4日，李長春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要求：「為兩節、兩會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做好熱點問題的引導」，並要求對暴力拆遷及拆遷中發生的「自殺、自殘、群體性」事件不報導，對一般群體性事件報導，中央和事發地以外媒體不報導，要加強對都市類媒體「管理」，在群體性事件報導中防止把矛頭和焦點引向黨委和政府。
按照李長春的要求，中宣部要在輿論導向中選擇報喜不報憂，宣傳中要體現歌舞昇平的和諧社會。為此，中宣部還直接派員進駐中央大報及一些有影響力的地方報紙，加強審查。就這樣，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鄧玉嬌事件、四川大地震、石首事件、各地工人罷工，等等，全部被排斥在黨的媒體之外。
此外，李長春掌控的媒體還是江派攻擊胡溫的理論權威中心。曾經胡的智囊一篇《民主是個好東西》只能發到邊緣的《北京日報》和黨校《學習時報》上，而李長春挑戰說：「中宣部不能受各種思潮左右，它隸屬黨中央、中央政治局領導。」李損胡貶胡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
不過，令李長春頭疼的是，與當年戈培爾所處的環境不同，如今超越時空的網絡控制起來要比傳統媒體難得多。除了通過與外界的交往，中國眾多的網民還憑藉破網軟件，通過「翻牆」瞭解了真實的外部世界，中共的宣傳越來越不得人心，越來越欺騙不了覺醒的民眾。中宣部禁止媒體報導「推特」對社會的影響，就反映了中宣部在新興媒體的開發下對資訊控制的擔憂與無助。
而媒體記者的良知在中宣部的打壓下，也並未徹底消失。比如，在當年谷歌被迫撤離中國大陸後，《重慶晚報》罔顧中宣部之前的禁令，發表了紀念谷歌的文章。2000年11月，《南方週末》更以開天窗的方式，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標語「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讀懂中國」，來抗議中宣部強制刪除奧巴馬的專訪內容。
毫無疑問，隨著中共媒體公信力的下降，隨著民眾對中共惡行、本質的認識，隨著中共的命運進入倒計時，中宣部的使命也即將完結。也許，在那一天到來之際，業已患了癌症的李長春也要去向自己的同行戈培爾報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