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1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貴遠編譯報導）在北京農民工郭濟鋼（音譯）的蝸居裡，龜裂的牆壁用透明膠帶加固著。他的生活現狀和所面臨的困境是中國無數農民工的一個小縮影。
美國有線電視CNN新聞網報導，郭與他的妻子和兒子住在一個只有53平方英尺的房間裡，全套的家具是一張床、褪色的椅子和桌子。洗澡的地方是和住在同一棟樓裡的20～30位鄰居公用，他們住的這棟樓是在北京的郊區，房客都是農民工。
像郭（30歲）與他的妻子（26歲）葛雅如（音譯）這樣的「農民工」在中國有2億，他們從農村來到城裡務工，他們也被稱為「流動人口」。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一波一波的農民工在城市找到工作，官方稱上億人因此「脫貧」。但是，在表面的光鮮之下，由於所謂的「戶口」問題，農民工面臨種種享受公共服務的困難。
當農民工離開他的村莊，他也就遠離了他能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因為沒有城市戶口，流動人口無法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在醫療、住房和教育方面的補助。農民工可以在工廠、建築工地、公共基礎設施工程、餐廳和居民家中打零工，但卻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就連中共國營媒體環球時報也稱，「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卻像非法移民一樣身處窘境。」
有學者把中共的戶籍制度與南非過去的種族隔離制度相類比，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嚴重限制黑人的權利，而白人卻享有優惠待遇。這種歧視的法規使南非的黑人像中國的農民工一樣享受不到什麼福利。
即將推出有關農民工的新作的班志遠（David Bandurski）說，中國的農民工從未融入城市，享受城里人同樣的待遇和機會。他補充說：「歧視在中國絕對存在。」
在戶籍制度下，農民工可以取得臨時居留證，但辦手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雇主不得不為給他們辦證向市政府支付高昂的費用。郭一臉憔悴，做噴塗工，每天戶外工作10個小時，晃晃蕩盪地吊在高樓牆外，風吹日曬。
當被問及他對家庭未來的打算時，他說期待有那麼一天能開一家店，能夠送他們的兒子上中學，他的兒子現在才2歲。他說：「我還當我的農民工。在我們的有生之年也不會有什麼大出息了，只是盼望著孩子們能有出息。」
他的兒子害羞地躲在父母身後，忸怩地站在全家共用的床上從母親的肩膀上偷窺。郭的妻子懷著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他們打算交超生罰款，大約1,500美元。她打算回合肥地區的村里分娩。他們要第二個孩子與農民工身份有關。
郭說：「如果發生意外，獨生子沒了，就得孤老終生了。你至少得有兩個吧？一個是不夠的，特別是對於我們農村人來說，城市和鄉村畢竟是不一樣的。城市人老的時候，可以到養老院，而我們老了，只能依靠自己的孩子。」他的妻子補充說：「我們沒有任何退休金，我們沒什麼想頭，什麼都沒有，一切都靠孩子支撐。所以，如果孩子不夠多，要是發生意外，我們也完了。」
他們承認，生第二個孩子增加了經濟負擔，但在某種程度上，對缺乏安全保障的農民工來說，第二個孩子增加了安全感。郭說，城市里人有退休金，他們村民沒有。
中國媒體，包括國營媒體都報導過農民工面臨的困難。例如，農民工子女無法和城裡孩子上同一所學校，因為他們面臨到哪可以上學，以及如何能夠負擔得起的問題，他們被稱為“流動兒童”。
班志遠說，農民工子女不得不去私立學校，他本人就在一所為農民工子女辦的私立學校教書。他說，這裡所謂「私立學校」有另外的涵義。「教學質量得不到保障，甚至與城市孩子的教學質量沒有可比性。」有些家庭希望通過孩子上大學而打破這一循環。班志遠說，這種可能性「非常非常渺茫」。
他還說，沒有教育背景和同等機遇，許多農民工子女最終和他們的父母一樣也得當農民工。這種循環已經達到了4代人。
這也是中國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去年6月，警察毆打一個農民工的小孩曝光後，廣東省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工暴動，對此中國和西方媒體都有報導。2011年廣東省增城市新塘鎮，官員們毆打一名懷孕的農民工和她的丈夫曝光後，衝突演化為大規模的抗議暴動。
郭熱切盼望著兒子上學。他說：「我們農民對孩子沒有那麼多不切實際的期望，只盼望能上學和努力學習，我們沒有其他想法，只是希望他不要走我們的老路。」
（責任編輯:張東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