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3月14日訊】文章提要：
曾經有一個「文化中國」，對此本文首先從西方學者的看法描述了「文化中國」指的是甚麼，然後，從近代國家觀念的變化，也就是中國在西化、全球化過程中從「文化中國」發展到政治國家，最後到黨國；西方從宗教國家發展到近代國家，政治國家，這兩條線索提出對「文化中國」的重新思索，以及對於近代國家為人類帶來的問題的質疑。
全文共分五部份：一．曾經有一個「文化中國」；二．何為「文化中國」；三．從「文化中國」到「政治中國」，「黨國」的發展變遷；四．對近代「政治國家」的辨析；五．文化中國與宗教國家、近代國家的區別。
四．對近代「政治國家」的辨析
極權主義的黨國是現代國家的極端化的結果。為此，對於極權主義的反思最終必將導致對於現代政治國家，現代化及西化的反思。
對於現代國家的反思讓我們看到，儘管如今現代國家被人們當作天經地義的存在，唯一合理的存在而接受。但是對於思想家來說，對於關注人類發展的社會問題的人來說，卻不是天經地義的，甚至可以說從一開始，當人們為了從宗教國家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提出現代國家的思想家指出，它不僅有它的合理的一面，而且還有它可疑的一面。最近二百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它的問題不只是思想和理論中，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我們已經實實在在地不斷承受著它的正面及負面影響。這尤其是在上個世紀，世界經歷了兩次大戰，兩個極權主義，人類為此犧牲了上億的民眾，可說是一個空前的災難性結果。
對於政治國家的辨析和反省，當然不僅可以使人們瞭解到我們面對的現實國家是甚麼，而且也可以使人能夠由此不僅看到「文化中國」所帶來的消極方面，還能夠在對比中如西方古典和現代學者那樣看到它的積極方面，甚至進一步在現代化為人類帶來的災難性的結果中，我們能夠從文化中國的內容中互補地取得有教益的東西。
1．近代國家與基督教文化：
文化社會學家弗格林對現代國家的看法代表了一種傳統保守主義的文化思想。他在對二次大戰和極權主義的產生的分析中人認為，近代政治學家們對於國家和現代國家的研究常常是從基本的抽像、中性的原理出發，研究國家的起源、作用、性質及發展。這樣的對於國家問題的研究是把現代國家看作是人類普適的國家。然而他認為，這種對於現代政治國家的研究忽視了來自歐洲的國家形式的宗教起源、宗教本質。歐洲現代國家的形式是產生於基督教文化的社會中，它的基礎是教會結構。誰如果看不到這點誰就看不到現代國家的本質。
弗格林的觀點如果是正確的，那麼也就是說現代國家有其特殊的文化特質，形而上學前提，有其對於宇宙、人的根本看法和信仰前提。為此，現代國家是西方文化的產物，而非普適的。
這種看法的結果是，基督教文化是接受並且無矛盾地運行現代國家的必要條件。為此弗格林也就自然而然地認為，只有基督教文化的社會才能真正實行民主。顯然弗格林的這個觀點是不能夠成立的，因為其一它在時下已經被民主社會發展的經驗事實所駁斥。其二，它涉及到根本的價值問題，多元文化在價值問題上的平權性。而弗格林的觀點中含有已經在價值問題上被徹底摒棄了的歐洲中心主義思想。
然而與此同時，弗格林的由此提出的近代國家的存在形式是否是唯一的，普適的問題，也使他走向了對於現代國家的否定性的批判。他認為，脫離了宗教基礎的現代政治國家導致了極權主義。因為這種國家實際上是用國家的權威取代了上帝，用塵世的意識形態取代了宗教，超越精神，以知識論造成人本的膨脹。弗格林由此對於黑格爾思想，馬克思主義，實證主義，科學思想進行了徹底的批判，認為它們都是粗劣的意識形態。
2．近代國家與自由主義思想：
其實對於現代國家所帶來的可能的危害，古典自由主義學者早就看到。在馬基雅維利、霍布士等人開始討論並且提出現代國家的權力觀念的時候，經驗主義學者就看到國家可能對人造成的禁錮和迫害，看到國家可能變成一個怪獸。因此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要求國家的干預越少越好。
這場對於國家作用和機制的討論一直到近代，參與其中的包括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經濟學家哈耶克，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林等人。在現代國家產生前，國家的權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現代政治國家的產生卻使得國家權力蔓延，越來越多，越全面地掌控社會的一切。這個權力擴張現象，在極權主義社會中它的表現是赤裸裸地一下子剝奪了個人及社會的一切自由空間。而在一般西方社會或者說現代社會中，它則是緩慢地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蔓延，時下的信息化加速了，並且徹底化了這個過程。
引起爭議的當代維基的創始人阿桑奇，是反抗這個過程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他一針見血地談到對當代國家的憂慮，他認為，信息的發展使得現代國家的權力，對個人的干涉成為極權主義式的，無所不在的干涉。因此必須設法監督，制止現代國家的這種無限制的膨脹。
而一九八九年後，尤其是最近十年來西方和中國政府的合作則從另一個方面讓人們看到政治和經濟權力勾結為中國民眾和世界帶來的走向深淵的負面結果。
3．近代國家與極權主義的血緣聯繫：
對於現代政治國家給人類帶來的威脅和災難，由於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和兩個極權主義，無論具有甚麼樣傾向的思想家，只要稍微有一點敏感性都是感覺到了的。例如具有現象主義傾向的所謂極權主義專家漢娜•阿倫特在分析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時候就明確地提出，現代極權主義不是東方的產物，不是野蠻時代的迴光返照，而是西方文化深層的東西的表面化。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其實阿倫特的觀點和弗格林的觀點是有聯繫的，並且應該說是把握了西方歷史發展的現象，那就是儘管現代國家的發生是宗教退出的過程，但是退出去的是教會和教皇的權力，而不是在社會的文化精神生活中，在個人精神生活中的基督教。恰恰相反在西方近代歷史的發展中，在從宗教中解放出來的爭取自由與個人權利中，在文藝復興中，西方從來不曾有過一個徹底地否定自己的形而上學前提，宗教信仰和自己的文化。從中世紀黑暗走出來的西方並沒有一個如同力圖從衰弱中走出來的中國那樣的一個徹底反民族，反傳統運動。
所以，從宗教國家到近代國家乃至當代極權主義國家，它的基本的文化思想基礎並沒有改變，也就是二元論的思想基礎。這就是說，中世紀前的宗教國家是建立在二元論的基礎上的，上帝和人的分立。西方社會發展到近代國家，其文化思想基礎並沒有改變，仍然是二元的。因此在近代政治國家中就孕育著一種非常容易產生的發展趨勢，那就是上帝退出去遺留下來的空缺，世俗的東西很容易就侵佔這個空缺，以世俗的「上帝」的身份發號施令。近代國家的這種絕對化趨向，當代黨派權力的這種塵世宗教取向取代的正是過去這二元對立中的上帝的地位。
為此，在對於近代國家的演變與對於極權主義的產生的研究中，很多思想家早就注意到「世俗宗教」、「替代宗教」、「宗教感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響。
五．文化中國與宗教國家、近代國家的區別
1.從「文化中國」到「政治中國」：
細讀《九評》，仔細琢磨，你會發現人們心中的國家觀念的改變是中國傳統社會與時下共產黨社會之間存在的另外一個根本的區別。這也就是說，五四以後，近一百來歷史在人們沒有覺察的變化中，中國文化傳統的毀滅還伴隨著國家觀念的毀滅，傳統的國家思想——「家國」觀念，「家國」基礎，「家國」結構的徹底崩潰和改變。中國從「文化中國」變成了「政治中國」，最後成為黨國。
仔細辨析這個國家內容、結構形式的變化，它涉及了很多根本的問題。實際上西文中無論是Nation，還是state，都沒有「家」的意思，西文中的國就是「國」，而非「家」。
一個區域，一群人，一個權力組織組成國或者國家，而這些人和地域及機構的關係都是由這個群體的文化思想，對天地人的關係，人的關係的理解上建立的。中國人對於生死，對於神的理解，對於國家的來源和目的的理解都和歐洲人不一樣，因此國家觀念當然也不一樣。這就是中國讓西方的啟蒙主義者和費正清們驚訝的地方。中國居然能夠用這樣一種方法，一種倫理，而非外在的法來統治中國。而這個中國文明的穩定又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群都無法達到的。
只有在中國的天地人的關係前提下，「國」與「家」二字才可以聯繫在一起使用。因為西方的國家觀念則是外在的，主宰你的，和每個人並沒有倫理和家庭紐帶式的聯繫。
研究文化中國的觀念，和它與宗教國家，近代國家的區別，與西方文明中的國家觀念的區別是一個龐大的題目，在這篇短文中我所能夠做的只是提出問題。也就是有這樣一個非常獨特的，而非能夠輕易否定，更不用說被謾罵的文化國家。
2.文化與Culture（音譯為靠缺）辨析：
關於文化，這裡我還要強調的是，我所講的「文化中國」絕對不是西文的，Culture Nation意義上的文化國家，而是真正中文原文意義上的「文化」中國。
我在過去討論文化問題的時候曾經談到過西文中的Culture，「靠缺」（音譯）是向外的，一個典型的二元論產生的詞彙。而中文的文化卻是向內的，內化，一個典型的中國精神產生的詞彙。這兩個詞都是對人對世界的探索創造的描述產物，但是探索創生的方向卻不一樣。人在其中的關係也不一樣。
為此，費正清們所說的「文化中國」的「文化」當然也就不應該使用西文中的「靠缺」，而是中文中原文的「文化」二字。對此，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從「靠缺」的意義出發你無法理解中國的「內聖外王」思想。內聖外王，這個思想在二元的物與人的對立，人與神的分離的思想中是絕對不存在的。
我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奇怪，為何發動一次和二次大戰，如此野蠻、尚武的德國，居然把自己稱為「文化國家」，而且要以自己的文化戰勝西歐的「文明」。斯賓格勒為此明確地以《西方的沒落》為題寫過一巨冊書。原來這個「文化」——「靠缺」，就是用自己的工具開掘，培植自己的對象。在二元論基礎上理解了這個詞，你就理解了德國的文化。德國人被歐洲人看作是農民，從二元論的意義上，農民是有文化的，因為他在它的對象上非常有成就，而市民社會是沒文化的，他們有的只是工業化帶來的市民社會的「文明」（civilisation）。在這種意義上你就理解了德國人是有文化的，而英國人有的卻是文明。
為此，理解中國，描述「文化中國」也就必須使用「文化」二字，必須直接音譯才行，而不能夠用culture nation，中國不是「靠缺」國家。「靠缺乃順」的思想基礎是二元的，向外的。而「文化中國」的思想基礎則甚至無法用「元」的概念來描述，它是一個轉換的、演變的、多方面的宇宙維度，是向內的。
所以，描述中國特點的「文化國家」或者說「文化民族」，在西人讀來就應該是wenhua Nation，「文化乃順」(音譯)。而Culture Nation，在中文中則並非對應文化國家，而是應該音譯為「靠缺乃順」，或者「靠缺國家」。
3.中國「文化」與「黨國文化」（黨文化）：
只有在這種意義上理解了文化，也就是「靠缺」這個單詞的意義，你才會理解，從宗教國家發展到近代國家，為甚麼在在西方的政治學中明確地認為，任何把「國家」和「宗教」或者「文化」聯繫在一起的做法都必將導致不寬容。而傳統中國卻是因為把「文化」和「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決定了中國人的國家觀念中，種族觀念中的寬容性和包容性。
因為文化和「靠缺」的不一樣，你才能夠更加理解為何《九評》把黨文化作為共產黨社會的一個典型特點。
在當代政治學的研究中，政治學家也看到了這一點，那就是任何一個專制都不產生自己的文化，「靠缺」，可唯獨共產黨極權主義產生了一個自己獨有的文化，「黨靠缺」(黨文化)。這就是因為它是在二元論思想方法基礎上的一種絕對一元化的產物。
在西方的文化思想基礎上，在近代，宗教和上帝退出去以後，世俗的共產黨佔據了這個本來是上帝的位置，為此，它就帶來的世俗的替代宗教文化。然而，在此筆者必須強調的是，這個替代「宗教」，它替代的是西語中的「宗教」（religious），而不是東方的道教、佛教。因為儒道釋都沒有那種要主宰一切的宗教動機和功能。
在東方的宗教的意義上，你根本無法理解「世俗宗教」、「替代宗教」和「宗教感情」與極權主義的聯繫。為此，我們也就看到，「黨文化」，「黨靠缺」是一種典型的西化產物。
4.復興「文化中國」的積極意義：
對於文化問題的理解，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法輪功群體的文化和共產黨文化的根本區別。受到如此殘酷迫害的法輪功群體，從來也沒有共產黨從誕生時就伴隨它的階級鬥爭思想，暴力奪取權力思想，非黑即白的二元的鬥爭論。而相反，他們反對共產黨的迫害，解體共產黨，卻從來沒有要鬥爭消滅一個族群。
在此筆者也要特別強調的是，所謂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思想，消滅階級論，就是當代所說的族群滅絕，也就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共產黨明目張膽地標誌在旗幟上的，就是希特勒等人所犯下的反人類罪。
與此相反，中國文化中從根本上沒有這種反人類的傾向，四海之內皆兄弟，有教無類，人之初，性本善，都表達了這種傾向。而當代法輪功如此大的一個群體的存在卻沒有那種異議人士群體，西方黨派群體中普遍存在的內鬥，它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中國傳統中的文化——內聖，那種高境界的「和」為貴。它也直接證明杭亭頓的那種東西方文化衝突論是不存在的。
在如此殘酷的鎮壓和如此堅決徹底的抵制之間，法輪功學員們所展示的和平與寬容現象，與上述我們對於文化中國的考察更讓我們看到，只有到達「現代國家」，在純西化的非中國傳統的文化基礎上，才會激發出西方十九世紀才有的那種基於二元論宗教排他性基礎上的「國家主義」，「種族主義」，那種「政治」壓倒一切的思想。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所謂西藏人、蒙古人乃至台灣人的獨立精神，才會在現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中產生那麼大的恐懼。
如前文所述，歷史上的中國人從來沒有對獨立產生過那麼大的仇恨和恐懼。當代中國人對於獨立的排斥和憤怒，那種民族主義所展現出來的同仇敵愾的「侵略性」、進攻性，不是來自中國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傳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瓢自飄、水自流，順其自然，是中庸之道。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是文化的，精神的，道德的自居天下中心與大同社會。而非純粹的黨同伐異，政治征伐。而當代那種完全是敵我的統獨觀，則是基於現代社會，來自西方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
當然那種十九世紀開始從歐洲而來的歐洲人所具有的「恐懼」現在已經貨真價實地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存在，即那種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十字軍式的族群對立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思想基礎，黨派文化的思想基礎。因為中國傳統的文化，文化中國已經崩潰，過去那種以文化為上，以文化為凝聚力，為自豪的精神，國家觀念及傳統都已經在大陸中國崩潰，它甚至在台灣，在西化和左派傾向、意識形態化的精英的影響下日益消退，式微。所以我們已經不得不面對這一切現實，這個東方現在的現實。然而，正是因為此，我們應該知道：
曾經有一個文化中國，目極千里傷心悲，魂兮，歸來，不可以久些……
2013 德國•埃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