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國故事：橫渡恐懼之海(7)

胡耀邦突然辭世 引發全國示威

北京終於出了大事。1989年4月15日，因八六學潮而遭鄧小平罷黜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突然辭世。消息傳出，舉國騷動。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的大學裡，輿論沸騰，紛紛醞釀悼念活動，並響起要求鄧小平當局為胡耀邦恢復名譽的呼聲。

北京動靜最大，各校大學生迅速行動。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很快演變成大規模的遊行示威，譴責政府腐敗，呼籲民主自由。在廣州，4月22日，是官方為胡耀邦開追悼會的日子，我和陳衛等學生骨幹，亮相廣州海珠廣場，悼念胡耀邦，公開呼籲民主改革。廣州八九民運，由此正式登場。

5月間達到高潮。每天遊行人數，少則數千，多則十幾萬，有時達到數十萬。珠江兩岸，風雲激盪；白雲山下，旌旗招展。由廣東省與香港民運界合作展示的一次大示威，稱為「省港大遊行」，那日，走上廣州街頭的遊行人數達四十多萬。遊行隊伍像潮水一般，淹沒並席捲了廣州的主要大街。行進在這樣的洪流中，我欣慰地感歎：廣州人並非商業動物，他們也渴望民主啊！

我的戀人，泓，原本仍在上海同濟大學讀書，此時，全國罷課，她得以來到廣州。久別重逢，浪漫的愛情融入激情的政治，那段時間，生活變得色彩繽紛，更富有意義。

一夜之間 揮寫三十多份大字報

限於大學教師身份，我不便像從前在上海那樣，到街上引領學生隊伍。除了有時參加遊行示威，我的主要工作，是書寫各類宣言和「大字報」。由我起草的三大宣言，包括《告廣州市民書》、《告廣州黨政幹部書》、《告人民子弟兵書》，傳播於廣州街巷。

在中國各間大學，校中心矗立的，都是毛澤東雕像。只有中山大學，是唯一的例外，校園中心，是一尊孫中山銅像，只因這所大學，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在孫中山銅像一側，有長長的牆報欄。平日，那裏張貼的，都是「電影消息」、「舞會訊息」、「尋物啟示」、「學校通知」之類。

隨著學潮開始，這堵牆報，便成了民主運動的輿論陣地。密集張貼的大字報，層層疊疊，讓這堵牆變得厚重起來。尤其學潮之初，往往在一夜之間，就有三十多份大字報湧現。人們所不知道的一個秘密是，這三十多份大字報，幾乎出自我一人之筆，或由我口授，我身邊的學生們用毛筆把它們抄寫而成。筆跡各異，落款也五花八門：管理學院八五級學生，生物科學系八七級學生，中文系研究生、哲學系青年教師…… 給人的印象，似有很多人在書寫和張貼大字報，由此營造出民主運動快速升溫的熱度。

我的單身宿舍，被稱為「CPK文稿中心」（CPK，即我名字的拼音縮寫）。我被推舉為獨立學生組織的名譽主席，因此，我的單身宿舍，又成為學生運動的「第二辦公室」。從那裏，各類宣言、演講稿、大字報，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民主運動的前線、學生領袖手中、或校中心的牆報欄上。我的棲身之處，是一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斗室，常常鋪滿了一地大字報，讓來訪者訝異得合不上嘴。當局後來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對我逮捕、起訴、判刑，也由此而來。

北京槍響 最後的抗爭

1989年6月4日深夜，我正要入睡，兩名學生領袖，陳衛和於世文，急切地敲開了我的房門。他們面帶悲慼地告訴我：北京發生了大屠殺，鄧小平下令軍隊開槍，無數學生和市民被打死。那一瞬間，我的心臟彷彿被一顆子彈擊中，週身失去知覺。片刻後，打開收音機，用短波收聽香港電台的廣播。大屠殺的消息得到證實，我潸然淚下。

在這之前，包括我在內，多數人都認為，當局不會開槍。因為，全國都是民主運動的海洋。投身民主運動的，不僅僅有大學生和知識分子，還有廣大市民、工人，甚至包括中共體制內的學者、官員。運動高潮時，包括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記者們、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們，都打出標語，上街遊行，支持民主。

我連夜揮毫，趕寫文告和大字報，讓學生們抄錄、張貼到校園中心。又是三十多份，包括《打倒反動政府》、《退黨退團，緊急行動》、《譴責屠殺，埋葬獨裁》，等等，號召師生們抗擊暴政，並呼籲，凡曾加入共產黨和共青團的，公開宣示退黨退團，以示與執政黨決裂。

悲憤滿腔，淚如泉湧，文思也泉湧。我寫下一首詩，也張貼到牆報上，題為《血啊，母親身上的血！》，大致如下：

（選自 香港開放出版社《不受歡迎的中國人》附錄：我的中國故事）@

責任編輯：謝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