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宜昌大撤退」
「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前，大約在一九三四年的時候，蔣介石就已考慮，將來要把四川作為未來持久抗戰救國建國的基地。因為四川可與雲貴兩省連為一體，一道組成中國的戰時大後方——大西南，這裡佔地一百餘萬平方公里，人口將近一個億。四川最大，面積相當於一個法國本土，比十個臺灣還大一點，最富饒，人口多達五千萬。崇山峻嶺環繞四周，形成天然屏障，李白說：「而來四萬八千歲，始與秦塞通人煙」，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之說。蔣介石此時的戰略計劃就是把四川建成將來對日本作戰的大後方，即他所說的「復興民族之根據地」。
「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在戰略物資大轉移之前，蔣介石首先安排國民政府遷往抗戰救國建國的核心基地重慶。
1937年11月中旬，國民政府根據國防最高會議決定，著手部署遷駐重慶的實施程序。1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遷都大計，交代屬下的文官、參軍兩處幹員，清點好中華民國印信旗旛等重要器物，漏夜登船，先離南京而首途重慶。史載當年林森啟行之前的情況為：林森離開南京時已是七十歲的老人。他行前立下遺囑，對自己的財物作了處理。……他在南京向蔣介石告別時曾說：「我可能不能再回南京了!你們一定抗戰到底，取得最後勝利！」
林森，福建福州人，1867年生，早年參加同盟會，跟隨孫中山先生投身國民革命，為孫先生得力股肱。1912年初出任民國臨時參議院議長，協助孫中山制定了著名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建立中華民族亙古未有的民主政體貢獻至大。1932年擔任國民政府主席，擁有國家元首的顯赫地位。在離開南京前夕，曾預為立下遺囑交代後事，以表示持久抗戰，以身許國的信念。遺囑寫道：「人生七十古來稀，森今七十有二矣。身後之所囑托，不能不預為之計。吾國自然科學消乏，今昔同感；陶冶補充，刻不容緩。茲謹遵總理迎頭趕上遺訓，將所存國家銀行伍拾萬元，拔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專作考選留學歐美研習自然科學學生固定經費。並手自訂辦法24條，囑由能表情於斯學者，恪守此方針而辦理之。百年樹人，是實始基，尚其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運，而利國家。」
船行三日，途經武漢，中央通訊社發佈了《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平津淪陷，戰事蔓延，國民政府鑒於暴日無止境之侵略，爰決定抗戰自衛。全國民眾，敵愾同仇，全體將士，忠勇奮發，被侵略各省，均有極急劇之奮鬥，極壯烈之犧牲。而淞滬一隅，抗戰亙於三月，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暴日傾其海、陸、空軍之力，連環攻擊，陣地雖化灰燼，軍心仍如金石。臨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
邇者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後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屈服之餘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
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後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以中華人民之眾，土地之廣，人人抱必死之決心，以其熱血與土地凝結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離。外得國際之同情，內有民眾之團結，繼續抗戰，必能達到維護國家民族生存獨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席 林森」
今天，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篇宣言，確實是灑著淚、淌著血的肺腑之言，因為，以當時環境情況而言，國際上並沒有朋友同情我們，在國內也不如想像中那麼團結，所以，中國之「玉碎」是極有可能的。國府當時的這篇官方宣言所憑藉的，說到底只是一份精神力量，一股維護民族人格尊嚴的高潔情操，以一種不可捉摸的無形力量，去對抗無比殘酷的現實。這對後人而言，是難以想像的，不過，事後證明這一股無形的力量，確實構成了當時中國人熬過最艱苦歲月，並於最後獲得勝利的基本動力！
國民政府移駐重慶之後，隨之，廠礦企業、機器設備、技術人員、學校師生、政府公務人員，陸陸續續開始大搬遷。
戰略物資大轉移，除因地制宜，就近安排一部份走南北兩條陸路通道運入四川外，大部份還是要靠水路運輸，沿長江溯流而上運入四川，尤其是從上海啟運的物資都是走的水路。
長江航道，逆流航行，最為險阻難走的一段航程是長江三峽，西陵峽的東口就是宜昌。宜昌位於湖北西部，長江北岸，長江上、中游的分界處，是長江航道上入川貨物集散的碼頭重鎮，素有「川鄂咽喉」之稱。
宜昌縣城面積不大，不過兩平方公里左右。1938年秋，亟待入川的大量物資與人員雲集於此。比如：從上海、南京、南通、蘇州、無錫、常州、武漢匆忙撤出的工廠設備與技術人員已陸續集中在此，沿江兩岸已堆積了差不多十萬噸的機器設備，佈滿了兩岸碼頭幾乎所有的空地；南京撤出的政府機關、各地要撤到後方的學校大約有三萬多人也集中在此，等待轉運。
由於貨物多、人員多，船隻少，時間緊迫，整天中，碼頭上等著買船票的、聯繫辦理貨運手續的，人聲噪雜，一片混亂。一票難求、一個噸位難求，已到了難度的極限。要去重慶，真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了！
1938年10月中旬，身為交通部次長、全國船舶調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川江航務管理處處長、民生公司總經理的盧作孚先生到達宜昌，親眼目睹了當時碼頭上那種噪雜混亂的局面，以及人們祈求、恐慌、急切、急躁的情緒。日後盧作孚曾回憶記述了當時所目睹的狀況： 「大半年間，以揚子江中下游及海運輪船的全力，將所有一切人員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揚子江上游運輸能力究嫌太小，漢口陷落後，還有三萬以上待運的人員，九萬噸以上待運的器材，在宜昌擁塞著。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裡了。」
「遍街皆是人員，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為爭著搶運的關係，情形尤其紊亂。我恰飛到宜昌，看著各輪船公司從大門起，直到每一個辦公室止，都塞滿了交涉的人們。所有各公司辦理運輸的職員，都用全力辦理交涉，沒有時間去辦運輸了。管理運輸的機關，責罵輪船公司，爭運器材的人員，復相互責罵。」（盧作孚：《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載《盧作孚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558頁—轉引自劉重來先生的網文[盧作孚與「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
此時的宜昌，處於非常重要、非常嚴峻、非常緊急的關頭。這是為甚麼呢？
一是宜昌扼守著長江三峽，是長江川鄂交界處的咽喉通道。從宜昌往上游，航道狹窄彎曲，灘多浪急、暗礁林立，1500噸以上的輪船不能直達重慶，且夜晚不能航行。因此，所有上行的大輪船，到了宜昌必須等候換載開往川江的大馬力小船，才能穿過三峽前行。
二是當時距川江每年的枯水期只有40天了，枯水期一到，水位下降，運載大型機器設備的船隻根本無法開航。
三是當時運輸船隻奇缺，特別是能夠穿行三峽的除盧作孚的民生公司22艘輪船外，只有2艘中國輪船和幾艘外國輪船。依當時運力計算，這麼多人員，這麼多物資要全部運抵重慶，至少需要1年的時間。
但是，面臨的任務是必須要在40天內將這些人和物全部運出宜昌。
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樓上樓下都是焦急盼望購票的人和請求安排貨物上船的人，秩序相當混亂。
面對這一嚴峻狀況，盧作孚依據他對三峽航道水路情況的熟悉、多年的航運經驗，迅速作出如期將積壓的人員與貨物運出宜昌的腹案。於是他果斷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請客，馬上組織安排搶運。然後他又來到各輪船公司，對那些爭先恐後、相互責罵、爭吵不休的各單位負責人有禮貌且很堅決地說：「請大家回去，明天早晨我將在12碼頭和大家見面，宣佈撤退安排！
盧作孚連夜召集各輪船公司負責人和各輪船船長、引水、宜昌港的技術人員開會，制定出在40天內運完撤退人員和物資的詳細計劃和具體措施。他向大家宣告，經過他實地考察和初步估算，以現有的運力完全可以在40天內完成轉運任務。 公司成員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怎麼能夠在40天內，將所有的人員和貨物運走。盧作孚向大家演示了他的計劃：宜昌至重慶，去時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順江而下需2天，來回一趟6天。為了縮短運載時間，整個運輸劃分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鬥坪為第一段，三鬥坪至重慶萬縣為第二段，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馬力大小為基本依據，用一部份船隻先運貨物至三鬥坪，當即返回，再由公司調船運至萬縣或直運重慶；對重要物資和大型貨物則由宜昌直接運至重慶，並在重慶滿載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順江而下。
為了儘快搶送難民難童，他對客運艙實行「座票制」，將二等艙舖位一律改為座票，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運量。同時，他降低收費，對公教人員實行半費，對戰區難童免費，對貨物運費只收平時的1/10。
為了保證能在四十天內把積壓在碼頭的人員和物資運出宜昌，盧作孚強調：大家必須步調一致，聽從統一指揮。即所有公司、輪船、碼頭只聽盧作孚調遣，各單位的人員物資的轉運順序一旦排定，必須堅決執行，服從指揮。至於甚麼單位的物資由甚麼輪船運輸，何時登船，只聽盧作孚一人安排，要嚴格聽令，決不准自行其事！
此時宜昌地區的嚴峻形勢，絕不亞於硝煙瀰漫的戰場，盧作孚的部署與調度，就是「軍令」！在那強敵入侵，戰火紛飛的歲月，所有國人無不同仇敵愾，團結以對。更無一不願聽從軍令而擅自行動者。
所以，當盧作孚先生向所有需要運送人員物資的各單位負責人宣佈他的轉運計劃和嚴格紀律，並保證在40天內運完壅塞在宜昌的全部人員物資時，全場爆發出一片歡騰，不少人甚至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人們從盧作孚堅定自信的目光和言語中，看到了希望，人心穩定了，混亂局面改變了。
鑒於三峽航段不能夜航，盧作孚他要求各船儘量利用夜晚裝卸，搶在白天航行。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峽航線增設碼頭和轉運站，臨時增加僱工3000多人，同時徵用民間木船850餘只，運載輕型物資。
為了搶時間，多裝快運，盧作孚要求碼頭、輪船、裝卸人員緊密配合，一分一秒也不放過，那是一場多麼激烈、緊張的戰鬥。盧作孚對此曾做過一段生動的描述：「當著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的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裝貨的燈光，徹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的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的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的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盧作孚：《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載《盧作孚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558頁—轉引自劉重來先生的網文[盧作孚與「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
10月24日，第一艘滿載著物資和人員的輪船啟航，開出宜昌港。幾百名孤兒難童在盧作孚親自護送下第一批上船。孩子們扒在欄杆上放聲高歌，他們搖著小手向盧作孚告別的情景，岸邊觀者無不為之感動。大家面對盧作孚井井有條的安排與部署，各自的心中都有了譜，這時窩在宜昌的各業人員急切、煩躁、恐慌、不安的情緒，才開始舒緩而穩定下來。
誰能在此關鍵時刻、緊急關頭力挽狂瀾呢？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盧作孚！
不幾日，20多艘輪船，850多隻木船，不停地在峽江來回穿梭。盧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個碼頭，親自瞭解船隻航行情況，深夜他還要到江邊各個碼頭去檢查裝貨情況。
經過四十天的苦戰，在盧作孚的精心策劃和指揮下，奇蹟果然出現了：「四十天內，人員早已運完，器材運出三分之二。原來南北兩岸各碼頭遍地堆滿器材，兩個月後，不知道到哪裏去了，兩岸蕭條，僅有若干零碎廢鐵拋在地面了」。（盧作孚：《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載《盧作孚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558頁—轉引自劉重來先生的網文[盧作孚與「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
那麼，這位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盧作孚，究竟是一位甚麼樣的人物呢？
盧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別名盧思，重慶市合川人；中國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家境貧寒，輟學後自學成材；1925年創辦的民生公司是中國近現代最大和最有影響的民營企業集團之一。 我們大致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體會出盧作孚的人生輝煌：『第一，盧作孚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愛國實業家。自20世紀20年代起，抱著「實業救國」的目的，以一條70噸的小火輪起家，創辦了民生實業公司。經過20多年的慘淡經營，到解放前夕，民生實業公司已成為我國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擁有140餘艘大小輪船，9000多名職工，航線遍及長江及其支流，以及東南亞沿海，被譽為「中國船王」。他被毛澤東曾譽為發展中國民族工業不可忘記的四位實業界人士之一（即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紡織工業的張謇，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
第二，盧作孚是我國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的理論家和實幹家。1927年2月他出任江（北）、巴（縣）、璧（山）、合（川）四縣峽防團務局局長起，在嘉陵江三峽地區推行鄉村建設運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北碚這個昔日貧窮落後、交通閉塞、盜匪橫行的鄉場建成了一座中外矚目的美麗小城。可以說，沒有盧作孚，就沒有北碚的今天。盧作孚是北碚的開拓者、奠基人。北碚是民國時期那場規模大、時間長、波及面廣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在600多個鄉村建設團體和機構，1000多個鄉村建設實驗點中，極少獲得巨大成就的一個。
第三，他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教育家。從青年時代起，他就抱有「教育救國」的思想，努力於教育工作。他在滬州擔任教育科長時，以川南師範學校為中心，積極開展教育改革和新文化運動。後到成都創辦四川通俗教育館，積極開展民眾教育。以後他在創辦民生公司時，在北碚推行鄉村建設運動中，都堅持開展正規教育和民眾教育。誠如他1948年在《如何改革小學教育》的演講中所說：「自己現在是辦實業的，但實際上是一個辦教育的，幾乎前半生的時間，都花在辦教育上，而現在所辦的實業，也等於是在辦教育，是想把事業當中全部工作人員，培養起來，提高他們的技術和管理能力。」他在振興教育、普及教育、改革教育等方面的超前思考和實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增添了光輝的篇章。
第四，他是抗日戰爭中的民族英雄。當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號召民生公司全體員工無條件地投入到保家衛國的戰鬥中去。他指出：「國家對外的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務也就開始了。」他號召「民生公司應該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從抗戰一開始，民生公司就投入到搶運人員和物資的戰鬥中去。「據不完全統計，民生公司在抗戰前期（1937—1940年），從上海、南京、蕪湖、武漢和宜昌搶運入川的兵工器材和航空油彈器材，共計196000噸。」』 （劉重來先生的網文[盧作孚與「東方敦刻爾克大撤退」] ）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民生公司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在搶運物資和人員的戰鬥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總共有16艘船隻被炸沉炸毀，69艘船舶被炸傷，117名員工壯烈犧牲，76名員工傷殘。作為民生公司總經理的盧作孚本不想當官，但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敢於挺身而出挑重擔。抗戰初期，全國的交通運輸極為緊張，人員物資撤退，戰時物資調撥，軍隊調動等任務十分繁重。正在此時，盧作孚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交通部常務次長，主管水陸交通工作。而宜昌大撤退正是他主持水陸交通運輸的一場輝煌戰績。
抗戰中期，全國糧食緊缺，糧食的收購、轉運、分配關係到抗戰的成敗。1940年7月，他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全國糧食管理局第一任局長，擔負起全國軍需民食的糧食任務。他的最突出政績是，提出了運輸糧食的「幾何計劃」，即將偏僻地區的餘糧，先用人力運送到鄰近的公路或水路邊特定地點集中起來，然後再用汽車和船隻，就近將糧食運到需用之處。他親赴各地區視察和部署。不到半年時間，就解決了軍需糧食和一些地區缺糧問題，穩定了市場、安定了人心。
可以說，當時交通部常務次長和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都是位尊權重的職務，都是關係抗戰勝敗的顯要職務。必須是由有極高的使命感、責任感且清正廉潔的人來擔任；必須由大智大勇的人來擔任。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盧作孚受命於危難之際，挑起了重擔。盧作孚正是擔負這兩項任務的最佳人選。
1939年元旦，盧作孚獲得了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成為中華民族一位當之無愧的歷史功臣。
後來，世人將這次「宜昌大撤退」比作日後發生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敦刻爾克大撤退（代號：發電機計劃）」是指二戰期間，希特勒入侵法國，將英法聯軍圍困到法國的海濱城市敦刻爾克。1940年5月，就在德軍狂轟濫炸後稍事休整之際，英國海軍調動所有船隻，用9晝夜的時間，將被圍困的33萬盟軍和裝備，通過英吉利海峽全部搶運到了英國。這次撤退，即世界戰爭史上著名的「敦刻爾克大撤退」。
最早將「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是舉世聞名的中國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然而，當時「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的。而「宜昌大撤退」則完全不同，這次撤退依靠的則只是盧作孚個人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親歷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陽初說，「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歷史老人的步伐踏入了民國三十八年，即公元一九四九年，進入中國現代史的分界點，當時盧作孚在香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民生公司的業務已向遠洋航運發展，航線遍及香港、臺灣、日本和東南亞地區。
站在中國現代史的分界點上，盧作孚面臨人生一次嚴峻的歸宿選擇：去臺灣？去美國？留香港？還是回大陸？就當時他自身的條件而言，無論自身的道德操守，社會威望，歷史功勛，實業成就，民生公司的實力，或是海內外的業務往來等，無論是去臺灣、去美國，或是留在香港，都是舉足輕重的重量級人物，有人曾評論說，當年盧作孚如果留在香港繼續發展，那麼「中國船王」就不是包玉剛或董浩雲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智慧超群、思慮縝密的盧作孚鄉情觀念太重（犯下與吳宓類同的大錯），以常理正道看待大陸未來的政治生態，輕信了毛澤東，最後輕率地選擇了回大陸。1950年盧作孚拒絕去臺灣，毅然從香港返回內地，這一步走錯，遂鑄成人生的千古遺恨!
盧作孚的次子盧國綸在《盧作孚為甚麼要自殺?》一文中回憶說：「1950年6月，經過中央黨政高層領導的安排，父親離開香港回到北京，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後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在北京期間，父親曾兩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多次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中央領導見面，還見到了張瀾、黃炎培、郭沫若、古耕虞、陳銘德、鄧季惺等老朋友。在與領導、朋輩的暢談中，他對新中國的建設，對公司的未來，都充滿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親回到重慶，受到了當地黨政軍方面及民間的熱烈歡迎。鄧小平等西南地區軍政領導更予以親切接見。不久，他又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父親返回重慶後，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對父親來說，民生公司是他畢生心血所寄。」
1950年底開始相繼而來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普及於全國各省各地、各行各業、各個層次、各類人等，民生公司也不例外，公司的部份董事、高中層管理人員受到不應有的衝擊，盧作孚對此甚感惶惑。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豐都附近水域發生事故觸礁沉沒。2月6日父親親赴豐都察看，處理善後。當時有傳言說這個事故是潛伏特務在搞破壞，公司裡人心惶惶，氣氛緊張。對於父親來說，這一事故無異於雪上加霜。據母親後來回憶，那幾天父親守著電話疲憊不堪，通宵睜著眼睛無法入眠，不時喊著公司某幾位高級管理人員的名字，情緒極為緊張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幹部，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坐在臺下第一排，父親又特別被安排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間位置。在會上，公股代表張祥麟在會上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父親的通訊員關懷便跳上臺去，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他並嚴厲追問張祥麟還有甚麼問題沒有交代，其間會場多次高呼口號，氣氛十分緊張，使坐在臺下前排的父親十分困惑和難堪，心情極為沉重。
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年輕服務員，父親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跟隨父親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父親讓他住在家裏，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可是在2月8日大會的前幾天，這個年輕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們家，在開會時又上臺去「揭發」，表面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父親。會後，父親把關懷找到辦公室談話，在場的有民生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等公司高層人員。父親勸導關懷發言要負責任，應該實事求是，有一說一，誇大事實、無中生有的話不要亂說。但關懷拒不接受父親的勸告，並且有恃無恐，態度非常不好，這對於父親無異火上澆油。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污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此刻，他很難理解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麼就成了腐蝕幹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麼會如此對待他？父親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可以說，2月8日的大會對於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直接成為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 （盧國綸：盧作孚為甚麼要自殺？）
人所共知，盧作孚為人：光明磊落，潔身自好，禮義廉恥，恪守不悖。1939年元旦，榮獲國民政府頒發的一等一級獎章。成為中華民族一位當之無愧的歷史功臣。在盧作孚的人生日曆上，何曾受過如此羞辱？士可殺而不可辱！遂於當晚服下大量安眠藥，長眠不起。可惜！可嘆！可悲！一代民族精英，人生結局竟是以自盡的方式蒙冤枉死！當時新華社內參報導時，還在盧的自殺消息上，加了「畏罪」兩個字。
然而，天理、公道自在人心，世人對盧作孚先生讚之曰：「他是位完人，長處太多了」；「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古之賢哲焉」。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