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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4日訊】這是清華大學一間普通的宿舍，八九平方米大小，兩邊是床架，中間桌上擺滿了飯盒与水杯，桌下塞著暖瓶、臉盆和拖鞋，屋里有股球鞋的味道。劉海洋的床鋪靠著窗戶，被子沒有疊起來，上面還零亂地擺著几本關于化學的書。由于牆掉皮，貼著3張徐靜蕾的宣傳畫。至3月7日為止，劉海洋已經12天沒有回來了。2月23日，劉海洋“為了測試熊的嗅覺”將硫酸潑向北京動物園的5只熊，隨即被西城區公安分局拘留。事發后，有同學建議幫他把床收拾一下，但最后大家還是決定維持原狀，維持正在繼續的生活。“這十几天簡直像夢一樣。”在清華的一間食堂里，史超華(化名)有些痛苦地嘆息，他是劉海洋4年的室友。“劉海洋是一個正常的人。一年前，有個同學自殺了，我和劉海洋就是坐在這里聊自殺。今天如果傷熊的不是劉海洋，我們還會坐在這里聊狗熊。”劉海洋出事時，史超華因為沒買到火車票還滯留在省城的小旅館里，“我先是听收音机，說有個叫劉海洋的用硫酸潑傷了狗熊。我還跟女朋友開玩笑，說真是個巧合。但后來我給宿舍打電話，他們說劉海洋出事了。后來所有的報紙、電視我都不敢看了——所有的理由我都無法相信，即使劉海洋親自對我說——太不可思議了。”對劉海洋的評价，同學們沒有太大的分歧:勤奮、溫和、自覺性強而自理能力差。
新浪網3月13日報道﹐曹海翔老師是劉海洋的年級主任，這個班他帶了4年，他同樣無法相信這是劉海洋所為，“我是第二天知道的，就給他家打電話，他母親就哭了，問能确定那就是我儿子嗎？我于是給西城分局打電話，那邊說，是個高個子年輕人，一米八几，瘦瘦的，戴眼鏡……我那天跟他媽媽通了十几個電話，她一直問我怎么辦？怎么辦……”
2月26日，清華學生會向動物園捐款11127.74元，并發出公開信——“對于身邊的同學做出這樣影響惡劣、后果嚴重的事情，我們更感到十分气憤。這名同學的所作所為，完全背离了我們清華大學廣大學生培養高尚道德、保護自然的共識和實踐。我們堅決支持有關部門和學校對這名同學依法做出嚴肅處理。”劉海洋事件于是迅速升溫，不僅是媒体投入极大熱情，截至記者發稿，新浪的网友跟帖已達1400多頁，反映已超過了“9·111”事件。“從天之驕子到豬狗不如，只需要新浪的一個頭條。”史超華說，“如果熊多得滿天飛，劉海洋就沒那么慘了！”曹海翔善意地勸誡記者，“去宿舍采訪，如果有不禮貌行為，請不要介意，因為同學們已經不堪其扰了。”
3月8日晚，記者接連第三個晚上給劉海洋的母親李淑琴打電話，前兩次都是電話采訪，她一直不接受見面。這一回就站在她家樓下，但她還是毅然決然:“劉海洋的大學同學剛剛從我這里离開，他們力勸我不要再見任何記者。我在一個星期之內，學會了無數專業術語，比如單親家庭帶來的偏差、忽略情感教育等等——這都是各個媒体教給我的。自從孩子出事，我不斷地在接待記者，三四個小時地錄制電視，每晚鬧騰到一兩點鐘。劉海洋的事情對誰都是一次机會，誰都不想錯過。”
事實上，在這十几天里，所有劉海洋的親近者都承受著巨大的雙重壓力。一邊是社會輿論的高壓，電机系一天曾接到200多個電話。史超華告訴記者，“其中有人劈頭就問，你們清華怎么培養出本ܨ拉登這樣的敗類？我問曹老師，‘你怎么回答’，他說他一直沉默著。”曹海翔一直想給報紙寫文章說，“如果沒有這件事，他會像很多清華學生一樣，順順利利地讀研、出國、回國就業，掙錢養家。但現在已經成悲劇了，你們寫報道時，該多想想他的母親、姥姥，那是一家三條命呀！”
同時另一重壓力則來自于對劉海洋行為的解釋，這也是所有對劉海洋熟悉的人苦苦思索的難題。“這是一個小學生都知道不能做的事……如果說好奇心強，怎么不找只小白鼠？”曹海翔說。而史超華則宁愿相信這是一次“電腦死机，23日劉海洋的大腦被什么病毒搞了一下”。記者曾希望与北京安定醫院的著名精神分析專家楊蘊萍合作，尋找劉海洋的可能動机，但由于無法与劉本人面談，終究無法進行。依据楊蘊萍的初步判斷，“這是一次攻擊性的侵犯行為，選擇的則是一個安全的對象——關在籠子里的熊。作為一個被束縛壓抑的個体，往往會選擇极端的方式反叛。”但劉海洋的源泉動机是什么？楊認為只能從他的成長經歷与教育經歷中尋找，“做人終究要快樂，你要問他是否快樂，哪里不快樂？”心理測試專家武伯欣同樣熱切關注劉海洋:“劉海洋生活在一個殘缺家庭，客觀上使得他更加關注像小動物這樣文弱的事物，關注疼痛，這是他母性家庭背景的動机外顯。他的傷熊行為是積极主動的，他的意識清醒，心理指向也較清晰，但是他的動机，明顯地屬于游樂性動机，可能是好奇越軌。”
記者于是開始了對劉海洋教育歷程的探訪;劉海洋曾就讀的中關村中學雖然拒絕了記者采訪，但一位接待記者的老師說，“大家都在想——我們的教育失去了什么？”
家教
劉海洋生于1980年10月。他小時候有個外號叫“媽說”，這是鄰居們起的。
劉海洋現在一家三口人:姥姥80多歲，小時候父母雙亡，送給親戚養，年輕時守寡。劉母以前是公交車司机，現已退休，劉海洋出生不久，她即与丈夫离婚。20年來，一家人收入基本就靠劉母每月微薄的工資。劉海洋的中學同學向記者描述劉母，“不苟言笑，一年四季似乎總是一件褐色的外套，一頭永恒不變的短頭發，但一看就知道是個很堅強的女人。”“她身材高大結實，這些年都磨出來了。”一位采訪過劉母的記者則這樣談他的印象。記者接触到所有与劉海洋相關的人，都格外強調劉母和家庭對他的影響。
劉母之愛，可以說是一种极致。當時學生間的友誼多是放學騎車一起回家路上培養出來的。初中時，劉海洋的同學南一撥北一撥騎車回家，他是惟一不騎車的，据說是母親怕他騎車出事。劉海洋上學的行走路線也是劉母設計的;直到上大學，他才學會騎車。劉母希望儿子能在跟前，初中畢業時，老師推荐他去新加坡上高中乃至大學，全校只有3個名額。但其母堅決反對，此事后來不了了之。他高考填報志愿的基本原則是只能考北京的，天津的大學都不行。
因為离家較遠，中午坐公交車花時間，劉海洋一個人在學校吃飯。初一起開始帶飯，他總是帶一個用舊毛巾縫制的裝鋁飯盒的袋，外加一個1.25升喝白開水用的塑料飲料瓶。一用三年，從未更換，后來那瓶子都被開水燙成一种奇怪的形狀。
母親規定他的所有作息時間，學生每人每學期都象征性地制定“學習計划”，只有他在家也嚴格遵守，包括几點回家，學習到几點睡覺，几點起床早修等等。劉海洋一直晚睡，從初中起就十一二點才上床。“他媽媽從小就對他非常嚴厲的”。從小學到高中跟劉海洋同校12年，并在初中同班的衛明亮(化名)告訴記者，“据說原則是要求他每次都必須考第一，而劉海洋并不能算得上是天才型的，他只好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勤奮學習，從不違背他媽媽的意志，怕她傷心。”
每次家長會，劉母總是中心人物。衛明亮回憶:“家長會通常很漫長，從我們下課的三四點鐘開到晚上七八點鐘。會上，我總是很緊張，惟恐被老師提到，上黑名單。僅有一年，我考得還不錯，以為平安無事，可終究還是被老師就課后打乒乓球的事說了。家長會上有一檔固定節目，就是用差不多1/3的時間講劉海洋，表揚他的好學上進。他母親之后往往要向各位家長介紹她教育孩子的經驗，在那种時刻，她才表現出她能言善道的一面，因為劉海洋是她全部的寄托和驕傲。”与劉海洋同班一位女生的母親王女士對此同樣有深刻印象:“家長會總是先開年級大會，后開分班小會，劉海洋和他母親在每次家長會后，都會成為我們這些家長議論与崇敬的對象。”劉海洋沒有什么玩的，只有一台“任天堂”游戲机，是某次他獲得“希望杯”后母親給他買的，他還招過同學到家一起玩。但一般情況下，劉家是沒有條件的，同學們在談最近玩什么游戲時，他總是插不上話。
劉海洋的朋友們認為他太听話了，甚至失去了自我意識。“他待人謙虛、溫和、很規矩，但我總感到所有這些都是他母親教的，并不是他認為應該如此。”劉海洋的大學同學史超華說，“他本人并沒有太多意識，他是個沒有心事的人。”劉海洋會和他的同學談起他的家庭，“大家都很傷感，但他敘述的卻是那么客觀，听不出愛和恨，也不知道他將來要怎么樣。他說他從來就沒見過父親，但我們都听不出他是否為此傷心。”
“你不覺得劉海洋的生活單調嗎？”出事后有記者問劉母。“我沒轍呀，從3歲起他就是我的半個肩膀，我將來必須依靠他。”
小學、中學的基礎教育
記者在2002年3月8日下午，終于獲得他從小學到高中同學的信任，在清華南門外一家小茶館跟他們見了面。在見面之前，他們特意跟劉海洋的初中班主任郭素萍商量過，還提前“調查”了本刊“背景”，要求查看記者的證件，并“審稿”。“一切都為了更謹慎些，畢竟這是關系到劉海洋的大事儿。”他們無奈地對記者說。他們顯然比記者所知道的劉海洋都更成熟和更富社會經驗。他們的“自我認識”也遠遠超乎人們想象。
比如，他們這樣總結他們這一代人的特殊性:“‘猴年生得多’，我們是在生育高峰時出生的。這時經濟開始好轉，又開了亞運會，父母多數是老三屆，我們又差不多百分百是獨生子女，因此父母愿意超出他們支付能力地為我們的教育盲目投資。當時也沒有什么玩的，沒有電子游戲或上网，放學后就是上各种各樣的輔導班:國畫、水彩、小提琴、奧林匹克數學班等等。有的輔導班上過一節就不上了，沒時間和精力上，學的是什么基本都沒印象了，結果是什么都沒學好。”
劉海洋的小學是在北京友誼賓館子弟學校西頤小學上的，1986年入學，學校离他家只隔著三義廟上的一條馬路。“這是個中等規模的小學，在當時有一座三四層小樓，有六個年級，各年級兩三個班。”衛明亮說，“劉海洋可以說是從小就受欺負，我印象中他不愛招事儿，比較文弱，跟誰也不是那么愛交朋友。但是他很隨和，絕對稱不上‘孤僻’，他与人交往的方式比較獨特，就是別人來問他任何學習上的問題，他都是有求必應。因此下了課，他身邊常常會圍了一圈儿同學。他非常有耐心，甚至愿意為此犧牲自己上廁所的時間。在今天看，他是個非常善良的人。”
劉海洋在學校里原來也不受注意。可是自從有一年暑假，他為了做數學題悶在家里，起了一身痱子后，老師就開始特別重視他。這件事至今他母親還常常拿來作例子，說明劉海洋的好學。衛明亮回憶:“有一位筆名崔紅星的數學老師對他影響特別大，崔老師的教學方法很特別，比如他要求學生在考試時候把數學題的草稿，做在卷子背面相應的位置上，到時候答題和草稿一起判。這個習慣劉海洋一直留到了大學，他也因此迷上了數學，從此成為學校里數學上的常胜冠軍。”就這樣，從小學四年級起，劉海洋就与他的同齡人開始“拉開了檔次”，當時他只有11歲，“他每年暑假做的數學草稿紙，加起來要超過他的高度”。
1992年9月，劉海洋到在位于中關村核心位置的中關村中學(原中國科技大學附屬中學)上中學。在這里的六年，劉海洋始終是學校一塊金光閃閃的“招牌”，一個難于改變地位的標准。所有老師對劉海洋都非常喜愛，不管是主科還是副科，他和他的事跡是各班各科訓話的慣例，“你們看劉海洋……”如何如何……
這所學校被認為是非區重點，又強于區重點，由于位于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集中區，很多學生都是海淀各高校教師和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的子弟，方圓七八公里內，很多家長互相都認識。比如衛明亮從小學起就接触電腦，初一時家中已有PC机，跟很多高中生一起上電腦學習班。學校硬件條件不錯，甚至有一個規模不小的野生動物標本館，劉海洋畢業前，標本館已經建成。估計他對生物的興趣也与此相關。學生在初中入學后要先考一場，通過數學卷子的上數學班，通過英語卷子的上英語班，另外有一個藝術班，是特招。2001年7月那次高考中，有一件意外的事件讓中關村中學著名過。那時該中學高三學生楊易向法院起訴學校，因為學校在高考前跟家長簽定一份協定，凡成績太低的學生不允許參加高考，楊易正好被排除在外。
“學校生活十分單純，甚至可以說是單調。”劉海洋的初高中同班同學的趙力陽(化名)說:“我們的初中班主任郭老師很敬業，是個嚴師，每到下午我們都會跟他到操場上玩一种‘老鷹抓小雞’的游戲，他到籃球場上逮我們回教室。有一回我千辛万苦躲到汽車底下，還被他像逮兔子一樣逮回去了。
“初二時，有一本北大出版的《初中代數問題選》，被公認為‘寶書’，大家人手一冊。可是全班只有兩個人做了，一個是另一位數學尖子王西含(化名)，他挑難題做了;另一個就是劉海洋，他從頭做到尾。不僅如此，劉海洋還有超前意識，初一學初二，在初三，就差不多把高中前半段的都學了。”他的同學們差不多都仔細觀察過劉海洋的左手中指，它總是藍色的，這是因為他總用鋼筆，藍鋼筆水深深地滲入了皮膚。
一直暗自將劉海洋當作競爭對手的趙力陽，至今還能一口气背出劉海洋獲得過的各种競賽獎項:“初一‘迎春杯’(北京市中學生數學競賽)三等獎、初一‘希望杯’(全國中學生數學競賽)三等獎、初二‘希望杯’二等獎、初中數學競賽北京市二等獎、初三物理‘迎奧賽’三等獎、高一‘希望杯’三等獎、高二‘希望杯’二等獎、北京市中學生生數學競賽二等獎、海淀區化學競賽二等獎等等。中關村中學每年參加市數學團体賽都會得獎，劉海洋必然是成員之一，還得過單設的個人獎。”
劉海洋并非別無愛好，只是太少了。他集過郵，還養過一回鳥。他愛看霍金的《時間簡史》，總喜歡跟人談論;他還把那套《第一推動力》叢書都看得差不多了。“盡管語文一直是他的‘瘸腿’科目，但是作文不算差。”他的初中女同學郝靈惠(化名)說，“不久前我無意中發現他為我們主題班會寫的作文，是講14歲的集体生日晚會的，他描述得挺到位。他還常問我英語怎么學得好。”
“劉海洋遵循嚴格的邏輯思維，他不是感性思維，甚至可以說他是缺乏感情的。”衛明亮認為，“他很少外出，一點社會經驗都沒有，閱歷太少了。他甚至沒有意識到戀愛的需要，我們從未發現他對某位女生表現出格外的興趣。”
劉海洋從小就跟別人不太一樣，但從沒人說他坏，他對別人的惡作劇与戲弄也從不記仇。“只是他遇事往往手足無措。”他的一位初中后即上中專的同學麥自強(化名)回憶，“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因為個子太高，他在護欄底下把腦袋磕破了一個大口子，鮮血直流。他就愣在那里，半天不動彈，沒有意識到要找老師，也沒有向同學呼救。”
他的优點還包括對什么都特別執著，在初三畢業之前，有一個体育會考，劉海洋選擇的男三項為1000米、鉛球和立定跳。他在考試前半年開始就堅持在腳踝上綁上一小圈沙袋，加強腿部力量，干任何事都綁著，一直堅持到体育會考之后。
進入高中之后，學生之間的關系相對就淡漠下來，這在劉海洋出事后的班級校友錄上可以感覺出來。高中校友錄上有人挺夸張地問:“誰是劉海洋呀，我怎么一點印象都沒有？”甚至居然有人匿名罵他。對劉海洋頗為崇拜的同班女同學馬臨靜(化名)發現她的一位平日里一本正經的好朋友，在聊天室里用近乎粗俗的言語罵劉海洋，而那女孩儿平時連寫信，都寫的是那种隨時可以拿出來發表的風格。
劉海洋所在的八班和隔壁的七班被列為“重點班”，八班是重點中的重點，其產生方式是升學考試時根据每個學生的成績，進行年級大排名，前45名進入八班。但它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凡是成績下降到不如別班的八班學生，就會被剔出去。這种机制導致了身在八班的學生人心惶惶的，“因為抱著學習用具搬出七班或八班到前六個班去，是公認的最大的羞辱”。曾從七班被淘汰出局的衛明亮說，“這种流動性使得學生之間的關系再也無法親密穩定，僥幸留下的多數人上課气氛沉悶，知道什么也不敢發言，惟恐被更高明的同學嘲笑，但劉海洋敢說，他說的別人扳不倒，他的好處還有，他就算這樣也不把自己的知識當武林秘笈似的藏著掖著。”“這所學校的特點是升學率很高，但是重點升學率相對低一些。”王女士告訴記者，“那里的老師在我看來都近乎工作狂，因為他們必須把一些成績較差的學生拽上來，這可不容易。我女儿是高二才得以擠進八班的，我体會她考上大學很難，當時每天她上學，我甚至都會在家里緊張得哭，我甚至比女儿更恨這种傷人的教育体制。”(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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