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10月26日訊】（大紀元記者宋唐綜合報導）在二十大閉幕講話中，習近平表示要繼續對國際貿易開放，並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來越大」，這種說法似乎是在打消外國投資者的疑慮。但中共把「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等內容寫入黨章，在外交領域強調制度之爭，顯然與其開放的說法相反。
觀察人士表示，過去十年來，中共主導黨務的王滬寧讓中共在外交政策上急速地意識形態化，是他給中美之爭設定了強硬的願景和目標。「東升西降」、「戰狼外交」的背後，都有王滬寧的身影。
王滬寧與中共外交
2019年7月17日，中共召開該年度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習近平接見參加會議的全體使節，陪同會見的人中，罕見地出現了王滬寧。當時很多人都懷疑，身為黨務官員的王滬寧，為何參加外交會議。
其實，早在2012年中共18大前後，有關王滬寧出任負責外交政策最高官員的說法曾盛傳一時。
2012年10月《南華早報》爆料說，王滬寧可能出任中共負責外交的副總理，自最後一位以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官員錢其琛1998年離任以來，最高外交職位一直由資歷較淺者擔任，被認為只能執行上級命令，削弱了他們協調的權力。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援引中國國內一位專家的話說，王滬寧將起到一個類似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作用，負責協調中共方方面面的安全外交的政策。
2013年初《華爾街日報》也報導，王滬寧當時是政治局委員中唯一一個美國政治專家，許多人預計他會取代戴秉國，成為中共負責外交政策的最高官員。
同期的鳳凰網也報導，習近平重要的外交核心的智庫智囊，一個是王滬寧，一個是林毅夫。
2015年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說，張高麗被任命為建設「一帶一路」的業務領導小組組長時，四名副組長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北京的一外交人士表示：「王滬寧是制定『一帶一路』等主要政策的人物，讓他出面意味著習近平將親自指揮『一帶一路』。」
2017年，王滬寧新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後，還分管對朝鮮的外交，這是因為中朝關係特殊，中共歷來由負責黨務的官員主導對朝外交，劉雲山也曾主導對朝外交。
事實上，在習近平在COVID-19爆發之前，王滬寧經常陪同他出國旅行，表明他參與了外交工作。
去年底網站The China project的一次談話節目中，美國專家也提到，王滬寧在習近平的所有出訪活動中都陪伴著他。他似乎有這種能力，能夠記住一些政策要點和過去講過的話，所以當習近平或其他人與外國領導人會面時，他能準確地說出上次發生了什麼，並對這次應該說什麼提出建議。
「東升西降」
王滬寧最終沒有成為正式的外交官，而繼續擔任中共意識形態主管，包裝了習近平每一個標誌性的政治概念，包括「中國夢」、反腐運動、「一帶一路」倡議、「東升西降」和「戰狼外交」。
作為一個前比較政治學教授，王滬寧似乎更專注於意識形態領域。但一名熟知王滬寧的學者這樣評價：王滬寧的知識結構卻明顯地缺了這一塊，特別是他對西方自由主義流派學說的生疏。在他的一系列論文中，也可以看出他對西方實證主義方法的遠離。
政論家陳破空曾對「美國之音」表示，王滬寧從青年時代開始，就飽讀馬恩列著作，手抄《毛澤東選集》。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實際就是王滬寧的馬克思主義；所謂習近平思想，其實就是王滬寧思想。習近平的極左，很大程度上，來自王滬寧的極左。事實上，這個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才是當今中共的大腦和極左思潮的源泉。
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近日發文說，在19世紀80年代，王滬寧設計了被稱為「新權威主義」的理論，即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政黨）來指導市場發展。
但是，王滬寧的作用遠比這更重要，羅奇說，他還一直是美國正在衰落這一觀點的主要倡導者。1991年，在對美國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訪問之後，王滬寧寫了一本《美國反對美國》的書，描繪了美國日益被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動盪所困擾、危機已成定局。
羅奇說，在2008、09年源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時期，王滬寧的觀點在中共領導層中占據了上風，導致習近平得出結論，一個崛起的中國，完全有能力挑戰一個衰落的美國。從那時起，王滬寧的晉升為美中衝突煽風點火。
分析人士表示，王滬寧在制定政策方面具有優勢。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黃靖說，王滬寧非常善於解釋領導人的理念，領導人常會提出一些大的理念，但不知如何將其轉化為具體政策，王滬寧知道他們的想法。
在一次關於「共同富裕」的講話中，習近平不點名地批評美國，「一些國家貧富分化，中產階層塌陷，導致社會撕裂、政治極化、民粹主義泛濫。」這裡面顯然藏著王滬寧的手筆，儘管中共特色社會主義正迅速把中國轉變為地球上經濟最不平等的社會。
很多觀察人士都注意到，王滬寧包裝了習近平的外交理念。《紐約時報》報導說，中共共產黨領導層中，幾乎沒有人像王滬寧那樣力促中共超過美國。王滬寧已經成為習近平最具影響力的一位密友，他給中共與美國的競爭，設定了強硬的願景和目標。王滬寧的崛起與習近平不斷擴大的強硬議程同步。
歐亞集團的牛犇說，王滬寧進入中共官僚機構前是一位國際關係教授。因此，如果他不向習近平提供某種類型的外交政策建議，那就很奇怪了，他以前的一些文章和他以前的工作表明，他可能建議習近平在外交政策上採取更加意識形態化。
「戰狼外交」
《日經亞洲》近日報導說，王滬寧是習近平在國內和外交事務上的最高顧問，王滬寧被稱為「戰狼外交」的主要理論家，而王毅則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踐。簡而言之，習近平似乎是為了維持中共的強硬外交政策，而保留了「二王」。
「很明顯，習近平認為中國（中共）在國際舞台上已經進入了一個以鬥爭為主題的時期，而不是一個機遇時期。」《超限：中共對西方挑戰內幕》（No Limits: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War with the West）的作者安德魯‧斯莫爾（Andrew Small）對CNN說。
斯莫爾說：「對美中關係將進一步惡化的預期，導致中國（中共）更公開地參與與西方的系統性競爭，更強硬、更公開採取意識形態的敵對立場，更努力地建立自己的反聯盟，以及以更大的推動力來支撐中國（中共）在發展中國家的地位。」
王滬寧與「戰狼外交」的聯繫，最初被外界注意到是在美中貿易戰期間，當時被視為開明的副總理劉鶴談判有進展之時，國內的宣傳卻出現不同的聲音。
路透社報導說，幾名消息人士透露，習近平雖然大權牢牢在握，但在如何處理貿易戰的問題上，中共黨內罕見地出現了批評聲音，習近平的親密助手王滬寧正在成為眾矢之的。
消息人士說，很多中共內部的看法是，宣傳部門的浮誇自大導致了美國對中共的警惕，進而在貿易問題上不惜跟中共直接發生衝突。
路透社引述一位接近中共領導層和宣傳系統的消息人士的話說：王滬寧把中共吹過了頭，現在惹上麻煩了。
《華爾街日報》2013年的文章就預言道，如果王滬寧在外交政策方面獲得更大發言權，將是一個「災難」。一名學者說，當共產主義破產時，它們需要某種其它東西來取代它，王滬寧給出的建議是愛國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但他關心的是如何讓共產黨保住權力，而不是如何讓中國強大。
中共二十大後，中共把「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等內容寫入黨章。20大期間，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在回答記者問時說，「敢於鬥爭是中國外交的精神品格。」
牛犇認為，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中共的野心只會繼續膨脹，戰狼外交將進入2.0時代，亦或是所謂的「激情外交」，「所有來自北京的權威政策文件，特別是去年11月六中全會上發布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共歷史決議，我們只看到一種重申，甚至是加強中國（中共）的這種強勢外交，以及在面對外國批評時不退縮。」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莫里斯‧格林榮譽主任韓磊（Paul Haenle）10月23日發表推文說，沒有跡象表明習近平／中共打算改變他們的外交政策方法。「事實上，我預計會有更多（外交政策）的持續性而不是變化。如果有（變化）的話，我們可能會看到在未來五年內，隨著權力的鞏固，習近平對外交政策會採取更加武斷／激進的做法。」
「所有這些更加武斷和脅迫的行動都伴隨著中國（中共）外交官在習時代採取的一種侵略性的脅迫外交方式，即戰狼外交。」韓磊在另一則推文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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