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愛國，屬於人之天性。人應當愛國，正如同人都應當愛父母、愛子女、愛朋友。但是，當今哪一個法治國家把應當和不應當來劃分有罪無罪的？有之，其唯根本不講法治的地方，卻最喜歡用想當然的理由，入人以這個罪那個罪，甚至動不動就確定誰誰誰罪該萬死。
中國近百年來流行一句“愛國無罪”，至今人們還常掛口頭。據我所知，這句時髦話始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位于蘇州的最高法院開審鼓吹抗日的親共“七君子”，此案當時舉世轟動，他們的律師根據他們有抗日的主張，就以“愛國無罪”作為辯護的主旨，打贏了這場官司，“七君子”被判無罪釋放，這一詞語遂不脛而走甚囂塵上。
這樣一句言之有理、擲地有聲的好話，被政治一利用就走調了，走樣了。獨裁者最擅於愛國、不愛國的論調，拿來作為好人、壞人和有沒有罪的同義語，更進而由政治來判定一個人愛國不愛國，那就全變調走樣了。
中華有千百年的“忠君愛國”好傳統，這傳統歸功于講究忠孝節義、人倫道德的儒家思想。但亦不應忘記，儒家不作絕對之論，好的君上纔可忠，狗屁頭子應可殺，大宗師孟子明確講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同理，好的國家當然要愛，糟糕的國家逃都來不及，還能愛？〈論語〉裡明白記載著“邦有道”應該如何如何，“邦無道”如何如何，孔夫子還教導人們“去父母之邦”的時候應該怎樣。明明白白，父母之邦迫不得已時是可以離去的，談不上什麼愛不愛；它根本已不是父母之邦了，愛從何談起？
從科學觀點來談，愛和不愛屬於主觀的東西，爭議不清。作為文藝評論的風花雪月，爭論歷史上這個畫家是愛國的，又指責那個詩人不愛國，反正死無對證，猶有可說；若一本正經拿“愛國”來處理日常政治事務，就不可能公正合理，根本行不通。
再深一層，愛即使是主觀的，但能否愛得起來也不是一個人本身作得了主之事。往往有很想愛而怎麼也愛不上的情況，有時是屬於自己本身的因素，更多時候則是出于自己的愛莫能助，責任在於那個應該被愛的對象。
世界上正規正矩的現代政黨、政府、總統，從來沒有強調要大家一起都來熱愛他的，只能自己表示如何如何愛大眾，至於大眾是否愛它，那是無從強求的。中國由於自古以來“結黨”總跟“營私”連在一起，“君子不黨”是悠久的傳統，上個世紀之初出現黨派之始就跟流氓幫派糾纏不清，黨派主導的政治從來沒上過軌道。“忠黨愛國”之語已屬不合邏輯的空話，後來出現“爹親娘親不如黨親”則是天大地大不如這句屁話大了。
在黨治的情況下，必然會炮製出愛國、不愛國的荒唐帽子。中國要結束這種荒唐，必先結束黨治。任何一個由一黨來主宰的國家，是不可能獲得全民的愛戴的。確切言之：黨主的國家絕不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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