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4日訊】（據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王念採訪報導）原八九天安門學生領袖，一九九八年中國民主黨創建人之一的王有才，三月四日被中國政府以保外就醫名義釋放。現居住在羅德島州的王有才先生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駐紐約特約記者王念的專訪。 廣泛的談論了他當年創建中國民主黨的過程，以及他對中國未來民主化的思考。
王念：王有才先生您好，你休息了幾天，自己覺得怎麼樣，好一點沒有？
王有才：一開始有點不太舒服，但是現在比剛才要好一點了。
王念：感覺好一點？
王有才：感覺好一點了。
王念：你現在身體到底怎麼樣呢？
王有才：我這個身體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我現在有點咳嗽，但是咳嗽最近在監獄裡並沒有。可能是因為這裡氣候或者身體疲憊引起的，其他方面我並不清楚就是了。
王念：你是星期三要準備去檢查身體？
王有才：對。
王念：在哪裡去檢查？
王有才：最近他跟我講了好幾遍了，主要是我不太熟悉，羅德島附近的醫院吧，一。些教會醫院。
王念：嗯！好的。
王念：這一次中國政府以保外就醫名義釋放你，你總的來說有什麼想法呢？
王有才：我也搞不清楚了，因為這一次他們一開始是一次檢查吧，因為我在監獄裡是和燒飯的和教嚴他們在一起，總共一百多個人，他們說要進行一次例行檢查，因為去年的SARS和今天的禽流感，咱們就去檢查去了。檢查後就告知我的心臟有比較嚴重的毛病，然後就說你看怎麼辦就是了。
王念：這樣子你就知道你自己有病？
王有才：一開始，他突然間說我病很嚴重，我當時覺得很緊張，因為當時都是在徐州市中醫院，醫生拿了儀器進來，以前沒有這個設備。所以我一聽到儀器進來，我當時開始感到很驚訝、很擔心，我感覺有壓力，如果身體真的很嚴重，那我肯定很緊張的，因為我就要治療、什麼的。
王念：請問你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知道自己能夠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呢？
王有才：當我在治療的時候，他們說反正這個事情要向上面反映的，具體情況他們也不知道。經過反映以後，他們說我在國內的影響力比較大的，要是說我在監獄裡堅持自己的思想，反正他們的說法我都不相信的，感覺到我不能在國內治療，保外就醫，要嘛在監獄裡，要嘛你自己看著辦，意思就是要出去也只能到國外去保外就醫。
王念：那來美國是你自己的選擇嗎？
王有才：因為我感覺到病的時候，我懷疑有病的時候，我特別要求他們就把檢查的結果都給我看，他們的意思反正是這個病比較嚴重，所以拿上去，向上面報告去，不知道它。所以我想我只能到外面來檢查，國內又不好治療它，所以只能到外面去檢查，所以要保外就醫只能到國外去，我確實面對很多麻煩，因為我以前不是說不出來的嗎，現在這樣我感覺到很難辦，我就不知道怎麼好，但是考慮到我其實想到非常多這個事情，反正從總的來說，因為我的病自己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也就同意保外就醫。
王念：能否談談你在獄中的情況？
王有才：我是關在浙江省第一監，也就是浙江省徐州市的一個監獄，徐州市是浙江的西部，一開始把我送到那裡，我覺得怎麼會把我送到那個地方，因為我又跟人家不認識，就產生了考慮，照理說我可以送到杭州附近，我本來就是杭州人，很多人都是要就近送的嘛。我在裡面，一開始是十六個人關一個房間，過了兩年以後，變成十二個人一個房間。
王念：你是跟政治犯一個監獄，還是跟刑事犯一個監獄？
王有才：我一個人是因為政治原因坐牢的，其他人都是因為其他原因，刑事、腐敗等這些的。
王念：當他們知道你是政治犯，他們有什麼反應嗎？
王有才：這裡面很複雜，有些人感覺跟他們不一樣，像我們在很多國家是不用坐牢的，其他的人是要坐牢的，反正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其中有幾個人可能是監獄方面安排的，對我的言語都要紀錄的，搞的我很壓力的，其他不是管我的警察，不允許其他坐牢的人跟我談話，他老是怕我搞這個又搞組織的，我覺得這個是很可笑的。後來他們談這方面好像就管的少了，但是紀錄還是有的。
王念：你在獄中是做工嗎？還是不用做工？
王有才：應該說是不用做工，除了精神上的壓力和坐牢的壓力之外，其他方面就是還不錯，還允許我看我帶進去的書。
王念：你可以跟家中通信嗎？
王有才：家中通信的話，有些時後收到，很多時後收不到。
王念：你在獄中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外頭對你的報導和外頭的情況呢？
王有才：我大概知道一點，但不是很清楚，一開始前幾年還是知道的，我家裡因為兄弟姊妹話不多，所以他們對街談這種事情就不知道的，我老婆以前那個時候她是知道的，他因為文化程度比較高，所以也告訴我一些。
王念：當你知道外界在關心你，你是不是覺得也受一些鼓舞？
王有才：那當然，關心當然是鼓舞，而且你這個越關心，獄方或者是上面領導肯定不會對我很嚴厲，是吧？
王念：在獄中你有空餘時間的時候，你主要想一些什麼事情呢？
王有才：那想的問題還是很多的嘛。
王念：舉個例子說呢？
王有才：包括生活問題也想，想起來很多問題，包括政府在限制民主事情想的也很多，主要還是想這些問題。
王念：1998年的時候，你因為創建中國民主黨，被中國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一年。你能不能跟我講一下你當時創建中國民主黨的前後過程呢？你為什麼選擇在當時公開組黨？
王有才：我是這麼想的，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一步一步逐漸推進的，好像民主化進程本身那就是有一個政黨政治的問題，沒有政黨政治肯定實現民主那是不可想像的。像蘇聯，誰要競選，他肯定有很多黨，再給競選等等，是吧？但是我又不希望中國像蘇聯一樣的體制變化，可能因為人口多，反正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吧。所以我看這樣大概繼續往下大家會受不了，所以我想民主化就是有一個逐步的積累過程。也就是要在國內對反對黨的建立過程中要確立一個逐步的合法化的過程，首先在觀念上，在中國的老百姓中，在中國的各方面都知道有一個反對黨，然後一步一步在觀念上傳播比較多了以後，大家把它做一個事實的，一種虛擬存在吧，然後慢慢把它充實。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有直選了嘛，如果能夠往上面提升，整個從家、縣、市，然後到整個國家，這肯定有個過程吧。那這個宣傳就是要在政黨政治的條件下成立的，你在農村可以用改選的方法，但是你到了鄉鎮，到了縣，那用改選是不可想像的，這個肯定在程序上是走不通的，所以政黨政策就可以提出一個候選人，就可以走。這樣一個局部的過程，我估計對社會上也是可以找到一個可超脫性的途徑吧，如果說共產黨內部的民主派如果有這個想法的話，也是有機會可以找到共切的方法。這是我單方面想的，所以從這些方面來看，我覺得組建反對黨是非常重要的。
王念：你是不是覺得當時的時機比較好一些呢？
王有才：九八年四月底的時候不是北大校慶一百週年嗎？我到北京去參加校慶，外地有很多朋友也到北京去，我本來想去談這些問題。但是去了以後，他們就把我扣起來了，等十多天校慶結束以後，把我從北京送回浙江。所以其實組黨的問題我在之前就有考慮了。
王念：在中國，因為誰都知道共產黨是一黨專制的，你要公開組黨，大家就覺得顯然是拿雞蛋去碰石頭。
王有才：嗯，這個我也很清楚，所以要做這個事情是要有一個過程，台灣當時國民黨也是一黨專制，當然比起共產黨，它是自由多了。為什麼呢？因為在十九年以前，還有很多民主黨派，在十九年以後都存在了，是因為十九年以前成立的，十九年以後就從來沒有一個政黨存在過。但是這個事情肯定是要有一個一步一步地逐步的空間，和一步一步地思考的過程，所以說要有一個積累。一開始可能要坐牢的，台灣當時有一個中國民主黨也是坐牢了，這是沒有辦法的。
王念：所以你當時是準備好坐牢的？
王有才：那肯定是要坐牢的，只不過策略一點可能是犧牲的少一點，不策略一點，就是這個問題，反正坐牢是肯定要坐的。
王念：那現在你對當時這場組黨活動，你有什麼評價呢？
王有才：因為有些事情我是沒辦法控制的，但是組黨共產黨要鎮壓，後來我想想看，其實一開始我也想到了，所以說涉及面很廣，我當時也是很痛苦的。因為總的來說，這個事情我當時也是感到很有壓力的，這也是當時我為什麼不願意出來的一個很大的原因。總是感覺到這是一件很有壓力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發生了，我也很難說怎麼樣，簡單的說，就是給要求民主的人沈思吧。
王念：你現在對未來的中國民主轉型有什麼思考呢？
王有才：我想最重要的事，因為現在從人權、民主這個角度上，國內也有很多人正在努力。如果說以後中國大陸能夠像台灣一樣走向民主化，反對黨成立的過程，能夠這樣走，我覺得這個方式是比較好的。包括韓國，慢慢有一個反對派力量成為一種比較有整合的力量，然後經過選舉、抗議等行為能夠達到一種社會的基本的慢慢達到一些共切或者共識，使得共產黨內也並不是切板一塊，也有很多人要想民主的，這個可能都是有機會的吧，但究竟怎麼發展，我是不能預測的。
王念：你現在剛到美國，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對這些因為一九九八年的組黨活動還被關在監獄中的那些人或者他們的家屬說呢？
王有才：這個問題我真的也很沉痛，因為很多人也一下子出不來，我只能希望國際社會給中共施加壓力，使他們可以都被釋放出來。
王念：我們來談談六四。因為今年是六‧四十五週年，那你做為一個當年親身參加這場運動的人，你現在有什麼感想呢？
王有才：因為六‧四這個事情對我來說是很沉重的，我每年都是用絕食等等來表達自己的感受。這件事情我也．．．，提到這個我心情反正很沉重，我的感覺是因為八九年本身追求民主，自由和反對腐敗，這個都是很正確的。本來一個正常社會遊行，示威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中國這是不被允許的。所以這件事情是關於街頭政治的問題，本來在一個很好的，健全的社會，這也是一種基本權力，但是在中國，尤其老百姓長期受到壓迫，沒有自由，所以他這個時候一旦沒控制，也可能到時候很難控制，街頭政治有一定的弊端，由於走向不可妥協的方式去，所以關於八九年有很多種因素。當然我最不能忍受，最憤恨的是共產黨居然會派部隊用開槍來鎮壓，這個是我根本不可想像的事。
王念：你準備參加紐約的六‧四十五週年紀念活動嗎？
王有才：我個人每年都是以絕食來表達自己的心情，幾年都是這樣過來的。至於到了美國以後，用什麼方式來表達，我想這個問題，我現在也不是很清楚。
王念：那你會長期在羅德島待嗎？
王有才：那不會的，大概到四月十日左右吧。
王念：然後你會去哪裡？
王有才：現在還不清楚，他們說可能有安排，我只能先去作安排吧，因為我對這個地方一點都不了解，朋友不是很多。我感覺我要先服從一下安排，比如說體檢等等，然後再決定怎麼樣就是了。
王念：你對未來在美國生活有什麼打算呢？你打算去讀書嗎？
王有才：是有這個想法，但是這個還是要等一段時間再說吧，本來我很想早點回去，但是聽了很多朋友的說法，民運的同道的很多說法，可能近期不太可能回去，但我去爭取一下，如果分析是好的，或者檢查真的沒有病，那我還是會爭取回去。如果檢查出來有病，那我要治療，那我就一邊治療一邊學點東西，因為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整個社會非常好，我以前只是從書本上看到，現在要多感受美國的一些精神，多學習一些他裡面的民主、法治、憲政、人權等等，這些很好的東西。 因為我以前是學自然科學的，現在學校在這方面可以有更多的知識養料吧，所以我還是很想學習的。
王念：你有沒有打算加入海外民運呢？
王有才：因為我剛出來，我不是很清楚，我要等了解以後才能回答這些問題。但是如果有能力的話，我肯定還是要為國內的民主、人權方面多做一些事情的。
王念：那你還相不相信中國有一天會走上自由民主這條路呢？
王有才：我這個人是比較樂觀的，我認為時間不會很長的，因為我有做了一些比較膚淺的類別，包括幾次民主的浪潮，共產黨國家的隱弊，老百姓隨著社會的開放，WTO等等全球化，還有中國不斷的有人站出來宣揚不同的思想觀念，這也會對中共的一黨專政產生很大的壓力，使得他們無法堅持下去的。
王念：這是你的信念對吧？
王有才：當然這是我的信念，但是我認為這也是社會發展會產生必然的結果。
王念：非常感謝你接受我的採訪，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王有才：我其實在一開始就想說了，但是我的表達能力比較差，我內心裡真的非常感謝幫助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人，也非常感謝關心和幫助我的人，我就是萬分感謝，但是我在這方面不太會說，反正我心裡非常感謝非常感謝。
（據自由亞洲電台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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