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國人向以“歷史意識發達”而自傲，也確實有文字發達、史學興盛的資本，浩瀚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書，也讓“五千年燦爛文明”變成“人云亦云”的套話。然而，許多有真知灼見的學者和思想家，對於這漫長的史學傳統皆有所保留。如寫過《史通》的劉知幾、思想大家梁啓超、文學大家魯迅、自由主義大師胡適、顧頡剛等“五•四”一代疑古派學人……他們無一不對中國的史學傳統提出尖銳的批判。說的極端點，這些批判都可以作爲魯迅提出的“瞞與騙的歷史”的注釋來讀，而欺瞞的歷史還不如無歷史。
疑古派學人的代表顧頡剛在傑出的《古史辯》中甚至說：除了在古迹和地下文物等實物中有真實的歷史之外，中國的文字中找不到真實的歷史。有人指責顧頡剛是在危言聳聽，然而，洋洋灑灑的二十四史，又有幾卷是實錄呢？散落民間的野史，又有多少真正的史實，而非道聽途說的口頭演繹呢？特別是有關歷史人物的一些生活化個性化的細節，關於涉及的普通百姓生活的歷史，在正史中幾乎就是空白。無怪乎史學大家陳寅恪也說：“舊籍於禮儀，記述甚繁，由今日觀之，其制度大抵僅爲紙上之空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稿》，三聯書店2001年版P6）
中國的書載歷史之可疑，起碼從孔子編魯國史《春秋》就開始了，《春秋》多爲尊者諱，完全是精心剪裁而成的史書，所謂“秉筆直書”，不過是後人爲了維護儒術的權威罷了。孔子在《論語》中宣揚的血緣倫理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只有這樣的相互隱瞞，才是“直在其中矣。”它向社會向史學的推廣就是“臣爲君隱，忠在其中”的史學觀。《春秋谷梁傳》中曾說：孔子編《春秋》有“三諱”——“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由此，孔子所極力維護的“殷周之盛”也很可疑，不過是用虛構和剪裁來做他本人的政治主張的註腳罷了。
經過孔子刪編的中國第一本詩集《詩經》，收錄了三百首詩歌。弟子問孔子“詩三百首”的意義何在？孔子的回答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的繼承者大都認爲他老人家刪詩乃功德無量的偉業，而我以爲，就孔子刪詩的“思無邪”之標準而論，不知有多少“思有邪”的好詩被他刪掉了。要我看，沒有經過孔子刪編的遠古詩歌肯定大大超過三百首，而經過孔子的刪編，傳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實在是孔子作的孽。即便與稍晚出現的沒有經過孔子刪編的《楚辭》相比，《詩經》在審美上也是平庸的。更重要的是，中國古代詩歌在漢代獨尊儒術之後，《詩經》作爲儒家經典之一，爲後代文學提供了權威標準，使整個文學走上了“文以載道”的歧途：一種扼殺人性豐富性的堂廟文學成爲主流，而民間的草根野調和情欲人性則被視爲不入流的文學。在理學盛行的宋代，甚至詩仙李白那些豪放無羈的傑作，都被理學家們視爲“誨淫”之作。宋代理學興盛之際，恰是宋詩走到“點石成金”的末路之時，倒是那些偏離“文以載道”的宋詞，在對人性的吟詠中閃爍著奪目的審美光輝。
按照孔子的取捨標準來整理文化遺産和編寫歷史，被刪改、隱諱、虛美之處肯定很多，他毀掉的好東西和真東西也一定不少。後來的“焚書坑儒”以及歷朝歷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子的刪詩法和“春秋筆法”。可以說，孔子編《詩經》和《春秋》，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具有編撰權力的人根據自己的偏見任意剪裁歷史遺産。中國歷代執政者對文化遺産和歷史的態度，完全繼承了孔子開創的傳統，每一代重編文化遺産的過程，就是一個“刪改、隱諱、虛美”的過程，中共執政後對歷史和文化遺産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態度，就是刪詩傳統的登峰造極的泛濫。
近些年，在大辮子滿銀屏的清廷戲熱中，康乾盛世被一再褒揚，《四庫全書》也被國人視爲偉大的文化工程，而在實際上，那不過是一次對歷史文獻的浩大 “篡改工程”。在編纂過程中，古代文獻的取捨以滿清皇帝的諭旨爲標準，通過對全國圖書的審查，編纂出一套爲滿清“三諱”的全書，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就連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也都要進行篡改。據統計，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所謂的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是：文字獄誅滅文人，編書銷毀文獻，正如魯迅所言：“全毀、抽毀、 剜去之類的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
1998年4月于大連教養院
(6/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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