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8日讯】国人向以“历史意识发达”而自傲，也确实有文字发达、史学兴盛的资本，浩瀚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书，也让“五千年灿烂文明”变成“人云亦云”的套话。然而，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和思想家，对于这漫长的史学传统皆有所保留。如写过《史通》的刘知几、思想大家梁启超、文学大家鲁迅、自由主义大师胡适、顾颉刚等“五•四”一代疑古派学人……他们无一不对中国的史学传统提出尖锐的批判。说的极端点，这些批判都可以作为鲁迅提出的“瞒与骗的历史”的注释来读，而欺瞒的历史还不如无历史。
疑古派学人的代表顾颉刚在杰出的《古史辩》中甚至说：除了在古迹和地下文物等实物中有真实的历史之外，中国的文字中找不到真实的历史。有人指责顾颉刚是在危言耸听，然而，洋洋洒洒的二十四史，又有几卷是实录呢？散落民间的野史，又有多少真正的史实，而非道听途说的口头演绎呢？特别是有关历史人物的一些生活化个性化的细节，关于涉及的普通百姓生活的历史，在正史中几乎就是空白。无怪乎史学大家陈寅恪也说：“旧籍于礼仪，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P6）
中国的书载历史之可疑，起码从孔子编鲁国史《春秋》就开始了，《春秋》多为尊者讳，完全是精心剪裁而成的史书，所谓“秉笔直书”，不过是后人为了维护儒术的权威罢了。孔子在《论语》中宣扬的血缘伦理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只有这样的相互隐瞒，才是“直在其中矣。”它向社会向史学的推广就是“臣为君隐，忠在其中”的史学观。《春秋谷梁传》中曾说：孔子编《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由此，孔子所极力维护的“殷周之盛”也很可疑，不过是用虚构和剪裁来做他本人的政治主张的注脚罢了。
经过孔子删编的中国第一本诗集《诗经》，收录了三百首诗歌。弟子问孔子“诗三百首”的意义何在？孔子的回答是：“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的继承者大都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的伟业，而我以为，就孔子删诗的“思无邪”之标准而论，不知有多少“思有邪”的好诗被他删掉了。要我看，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远古诗歌肯定大大超过三百首，而经过孔子的删编，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即便与稍晚出现的没有经过孔子删编的《楚辞》相比，《诗经》在审美上也是平庸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诗歌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为后代文学提供了权威标准，使整个文学走上了“文以载道”的歧途：一种扼杀人性丰富性的堂庙文学成为主流，而民间的草根野调和情欲人性则被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在理学盛行的宋代，甚至诗仙李白那些豪放无羁的杰作，都被理学家们视为“诲淫”之作。宋代理学兴盛之际，恰是宋诗走到“点石成金”的末路之时，倒是那些偏离“文以载道”的宋词，在对人性的吟咏中闪烁着夺目的审美光辉。
按照孔子的取舍标准来整理文化遗产和编写历史，被删改、隐讳、虚美之处肯定很多，他毁掉的好东西和真东西也一定不少。后来的“焚书坑儒”以及历朝历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子的删诗法和“春秋笔法”。可以说，孔子编《诗经》和《春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具有编撰权力的人根据自己的偏见任意剪裁历史遗产。中国历代执政者对文化遗产和历史的态度，完全继承了孔子开创的传统，每一代重编文化遗产的过程，就是一个“删改、隐讳、虚美”的过程，中共执政后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态度，就是删诗传统的登峰造极的泛滥。
近些年，在大辫子满银屏的清廷戏热中，康乾盛世被一再褒扬，《四库全书》也被国人视为伟大的文化工程，而在实际上，那不过是一次对历史文献的浩大 “篡改工程”。在编纂过程中，古代文献的取舍以满清皇帝的谕旨为标准，通过对全国图书的审查，编纂出一套为满清“三讳”的全书，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就连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也都要进行篡改。据统计，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是：文字狱诛灭文人，编书销毁文献，正如鲁迅所言：“全毁、抽毁、 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1998年4月于大连教养院
(6/7/2004)
《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