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5日訊】中國中共中央四中全會把執政黨能力建設定為這次會議的主調。執政黨能力建設並非一個新鮮問題。自從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這個問題可說一直是中共領導層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中共是唯一的執政黨，必須面對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與時俱進，不斷進行執政能力的建設，否則就會出現政治大問題。
在這方面，迄今為止，講得最好的還是鄧小平。他的那篇有關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的主題就是執政黨能力問題。他提出了諸多最重要的概念如民主與法制、黨內民主與廢除領導人終身制等等。
最難能可貴的是，他是把這些問題放在政治改革的構架中來討論的，並非僅僅是黨本身的改革問題。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超越。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高層實際上也在談執政黨問題，但沒有人能夠在政治改革的構架中來討論這個問題了。不過，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個代表”，這些也都是和執政黨能力建設有關。
很顯然，因為一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面是社會經濟層面迅速而深刻的變化，執政黨能力建設成為一個越來越困難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正如鄧小平當時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談民主。而民主則又避免不了黨內民主和社會（黨外）民主兩個方面。
專業精神的欠缺
胡錦濤新領導層形成以來，黨內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例如黨內監督制度得到加強，選拔幹部方面引進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現在又提出要用票決制來制衡黨政一把手中間盛行的腐敗問題。這個方向自然值得肯定。
不過也已經有人提出，僅僅是黨內民主不足以解決執政能力問題，更重要的還需要社會民主。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側重點不同，黨內民主側重於執政黨的能力問題，而社會民主側重的既是人民的政治參與問題，也是執政黨和人民的聯繫問題。
這兩方面的政治含義巨大，因為黨應當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應當是和人民沒有有機聯繫的執政團體。只有當黨和人民存在著有機的制度聯繫的時候，執政黨才會面臨外在的制約。
民主發展對執政黨能力非常重要，但是對民主的錯誤理解則會適得其反。
在現在中國，執政黨能力建設面臨兩種矛盾的傾向，一方面是沒有制度方面的民主，即整個政治制度還仍然停留在典型的權威型體制，也就是說沒有大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則存在著廣泛的泛民主化努力，就是說具有太多的小民主，即單位內部的不正規五花八門的“民主”。
執政黨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民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的缺失。專業精神分為硬軟兩個方面。硬的方面就是任何一個工作職位所必須履行的職業功能，軟的方面就是日常所說的職位道德或者說敬業精神。
在發達國家，現代專業精神大多是工業化生產方式及其工業社會民主的產物。工業化要求人們專於自己的職業，敬重自己的職業，否則就無法達成各個方面的配合，完成系統化的生產。而民主化則要求所有公共部門的就職者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務。
須加強職業操守
中國現存體制出自農民革命，而非工業革命的產物。建國以後，又長期搞階級鬥爭，專業精神並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對黨、對領袖的忠誠。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開始重視專業精神，意識形態不再那麼重要了。但是，還沒有等專業精神建設好，又經歷了商業化的衝擊。商業化對專業精神的衝擊並不比毛澤東時代政治對專業精神的衝擊。所以，儘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但並不見專業精神的出現。
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各個階層缺乏職業操守。官員的目的不在於為民服務、公檢法不在於伸張正義、醫院不在於治病求人、組織人事不在於人才的管理、教育不在於養才育人。在商業化的衝擊下，各階層的頭等目標就是賺錢。對就職者來說，職位只是用來人們用來賺錢的一個工具。
專業精神的缺失大大動搖了人民對主要國家公共部門的信心。前些時間中央有關部門調查發現，公眾認為公檢法、教育、組織人事、衛生等部門是最腐敗的，對這些部門的信心極其低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立法多如牛毛，但在缺乏專業精神的情況下，最多的立法也無濟於事。
公共部門的腐敗就說明了這一點。公共部門腐敗對執政黨的執政能力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執政黨的所有政策都是要通過這些公共部門得以實施。
如何提高執政能力？於是，很多人想到了民主。但是中國缺乏大民主。制度民主很難建設，於是只好來搞小民主，也就是單位民主。什麼事情都要用民主的方式來決定，結果造成專業精神的大破壞。
政府的很多單位最重要的是效率和職績等等，不是什麼制度都必須加以民主化的。原本執政黨要建立的精英制度，經過小民主就演變成為精英淘汰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善於搞關係和腐敗的大為風行，而專心於職業的人則被驅趕出局。
看來，要真正建設執政黨的能力必須該民主的地方應當儘快民主化，而不該民主化的地方就不可以民主化，否則只會是事倍功半，嚴重破壞執政黨的執政能力。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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