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趙紫陽逝世是一個人的悲劇，但從趙紫陽的後事處理看，它又反映出一個時代的悲劇。作古的人已去，故這不是死者的悲劇，而是生者的的鬧劇，生生鬧出來的一個悲劇。趙紫陽的後事讓中國的領導人傷透腦筋，進退失據，好像死去的趙紫陽比活著的趙紫陽更具有威脅。說來說去，無非是活人的事情嘛。一部分人希望在對趙紫陽的哀思中，重新啓動對“六四”的記憶，或達到重新評價“六四”的目的。而當權者則驚恐萬狀，生怕重新觸動“六四”這根敏感神經，導致一場政治風暴。
看起來，這又是一個中國的特殊國情，活人往往要靠死人，也就是說，一部分活人要靠死人的幫助才能達到合理的社會訴求，另一部分活人要靠壓抑死人來達到反對變革的目的。周恩來的死導致“四五”天安門運動，終結了毛澤東的極左時代，開啓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胡耀邦的死導致了“八九”民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的最高潮。這就是中國最大的悲劇，在這樣的條件下，活人不能受到正常活人的對待，死人也不能受到正常死人的對待，叫做“人不人，鬼不鬼”。這個社會從不把活人當活人開始，發展到不把死人當死人。難道不是嗎？趙紫陽在世時，是政治工具，作古了也還是政治工具。這樣的國度難道不是很可怕的嗎？這樣的沒有人性的社會難道不是一場人間惡夢嗎？
趙紫陽被軟禁了十五年，不但沒有受到公正的待遇，連起碼的公民權利與自由都沒有。他的人權有沒有人過問呢？怎麽他一死就有那麽多人想起來爲他喊冤抱屈呢？有那麽多的人覺得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有幾個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呢？的確，梁山泊的英雄不再，人心不古，宋江這種“傻子”在中國已經鳳毛麟角了。這才有更多的“聰明人”等到人死了以後，才能“化悲痛爲力量”。不可思議的是，對這一點起碼的人性殘存，當局還要進行壓抑、打擊。難道要把中國變成連“人死悲痛”都不存在的社會嗎？兔死狐且悲，這樣扭曲下去，人還是人嗎？上個世紀，魯迅講“國將不國”的問題，我想他怎麽也沒有想到，現在“國將不國”的問題解決了，中國又面臨著“人將不人”的問題。
中國的領導階層如此小氣，讓人看不起。趙紫陽不是民運的領袖，而是你共產黨的總書記，他對改革開放以及共產黨今天的執政能力與地位，都具有重大貢獻。這樣一個人物逝世了，共產黨卻不能給一個起碼的尊重，或給一個實事求是的說法。趙紫陽活著的時候，對他如此刻薄，我不奇怪，但在他死了以後，還那麽刻薄，讓人不可思議。我不是對政治判斷的不可思議，而是對人之爲人的不可思議，對人性扭曲程度的不可思議。人類在不可逾越的死亡面前，應該感到渺小，感到生命無常，感到“千古英雄多少事”，感到“是非成敗轉頭空”，可是這個領導階層感到什麽呢？這點起碼的人性的表露都做不到了。只能表露權力的需求，表露此時此地的那一點政治利益的算計，讓我們還能說什麽呢？在這個體制下，活人活得窩囊，死人死得窩囊，英雄生不如死，好死不如賴活。趙紫陽的死結束了一個人的悲劇，但活著的人仍然上演著這個時代的悲劇。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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