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若作為正命題，那麼國際社會就成了它的反命題。在國際社會中，每個國家都為它的國家利益打算，就彷彿是市民社會一般。在國際社會中，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同樣是自由競爭，一樣遵循著「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市場法則。
我們經常批評某國枉顧國際道義云云，其實某國是站在其國家利益的立場上作決策，而我們又何嘗不是站在自己國家利益的立場上說話呢？國際社會是現實的，就如同市民社會是現實的一樣。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就說人家好；違反我們的利益，我們就說人家壞，所以這樣的好壞標準其實也是非常主觀的。
國家作為正命題，國際社會作為反命題，二者統一在世界史當中。黑格爾將歷史看作是自由的意志（The Will of Freedom）在人間的展現過程。人類的歷史就是自由的概念（The Concept of Freedom）在地球上展現的歷史，到黑格爾當代，主要已歷經了東方的（主要是中國）、希臘的、羅馬的，以及日耳曼四個階段。如同前文所說，概念是潛在的，理念則是實現出來的。所以人類的歷史就是自由的概念具體化成為自由的理念（The Idea of Freedom）。而自由理念的自身（The Idea of Freedom in itself），是絕對神聖的（Absolutely Divine），那就是—-神（God）。馬克思的老師黑格爾是有神論的，黑格爾的辯證法到他的學生那兒，卻被顛倒過來成為無神論的唯物辯證法。經過歷史的實踐證明：學生錯了！
每一個國家，就是神在人世間的一種安排。這種安排體現出神的意志──自由。自由不能僅是主觀的想法與感受，還必須有客觀的方式與制度，國家就是這個客觀的方式與制度的體現。想想看沒有國家的無政府狀態，人們為所欲為，盜匪橫行，這是自由嗎？所以在國家中的法律制度，並不是作為限制人民的束縛，而是為了體現理性的自由。法律與倫理所限制的，正是人的任性，人在任性中的為所欲為，並不是自由。「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僅是膚淺的任性表現。
而完整理性的自由實現，也不是一蹴可幾的，而是必須在漫長的歷史實踐中逐步達成自由概念的圓滿體現。在古代國家，主要是家父長式的體制，實現了一種客體性自由；在希臘雅典的城邦民主政治中，開展出具有主體性自由的國家；到了現代國家中，透過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的憲政國家制度，加上主體性在自由競爭的市民社會中得到了充份的伸展，而實現了主體自由與客體自由合而為一的現代國家（Modern State）！
也就是說，人類的歷史其實是神在世間有序的安排，種種的紛擾與戰爭，也都是一種「理性的狡黠」（The cunning of Reason）。在黑格爾看來，戰爭中英雄的行徑好似熱情、狂放、衝動而不理性，但是戰爭過後，潛藏於背後的理性，卻會為人類社會帶來一個更合理的狀態來，戰爭中的英雄只是神要實現更充份的自由、過程中的一顆棋子，這就是所謂「理性的狡黠」。戰爭是人類社會、國家之間矛盾的激化表現，是世界史在前進過程中必然的辯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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