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水木年華》是崔衛平教授的童年往事（當然還有她女儿的童年往事），那是她獨有的、也是她同時代的人們所經歷過的往事，比如書籍的飢荒帶給她少小時的那种刻骨銘心的譏餓感，這不僅是個人的生命體驗，也是一個民族曾經的歷史。可以不夸張地說，“灰皮書”、“黃皮書”這些“內部讀物”滋養了整整一代人，多年以后在學界嶄露頭角的不少學人几乎都不約而同地有過這樣的經驗，崔衛平似乎沒有這樣幸運，但她對書籍与生俱來的喜歡，她對精神世界的向往使她終于擺脫了大飢荒時代給她留下的影子。
她的專業本來是文藝學，早年研究先鋒詩歌，又站在電影學院的講台上，對詩歌、電影有著更為專業的敏感，但時光流轉，她對東歐文學及思想著作的譯介、她對許多公共問題的思考引起了讀者更多的關注，從昆德拉到漢娜‧阿倫特，從伊凡‧克里瑪到哈維爾再到亞當‧米奇尼克，她的視野所到之處，都給我們帶來一陣陣新的惊嘆。她的感受和她的譯筆都很特別，我感到她的精神底子更多的不屬于文學抒情，而是建立在哲學背景之上，后來我在她的書房里找到了秘密，就她的個人閱讀而言哲學确實要比文學重要，從古希腊以來的哲學經典，到新出版的西方哲學，尤其是那些闡述新哲學方法的新書，在她的書架里都能找到。所以，她在思考問題或下筆之時，總是有著常人不具備的那种穿透力，能透過社會、生活的表面找到背后千絲万縷的复雜原由，甚至能抓住并未浮出水面的根系。但哲學在她這里僅僅是提供了一种方法，一個分析背景，一個視角，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教條，更不是那种書齋中吃哲學飯的人可以比擬的。她不是一個概念化的人，雖然她也很善于提出新的說法、新的概念，比如她概括的“布拉格精神”，她主張的“積極生活”，還有“重建社會”，她進而在最近《中國新聞周刊》發表的文章中提出培育“社會理性”，她指出：“除非我們從社會生活中開始學習談判、協商、討价還价、讓步、節制、締約和守約，讓它們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習慣和行為規則，否則，我們不能指望由某個紙上的條文制度能夠提供它們。”在她看來社會理性只能是人們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互相磨合、互相砥礪的結果，而不是虛构、幻想出來的。一句話，她的所有概念、思想都是根植于生活中的，而不是停留在書本上的。崔衛平在《水木年華》中緬怀和感嘆失去的“水木年華”，但只要她的精神活力不衰，如同她自己所言，始終保持著對尊嚴的敏感、對道德的敏感、對人類良知的敏感，她的“水木年華”就永遠不會消逝。讀她的書，從《看不見的聲音》、《帶傷的黎明》到《積極生活》，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异域的兩個女性知識分子，漢娜‧阿倫特和蘇珊‧桑塔格。當全世界為蘇珊的謝世而悲傷的時刻，我的這一感受更強烈了。對知識的誠意，對民族共同體的關怀与責任，特別是能穿透复雜表象世界的思維方法，讓我們在一個漢語知識分子的身上隱約看到了阿倫特和蘇珊的影子。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