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8日訊】當約翰．保羅二世最後一次呼吸，闔上雙眼之後， 20世紀的歷史才算真正結束。20世紀是人類最災難深重的一百年﹕兩次世界大戰，納粹興起，共產主義蔓延全球，多達一億三千萬人喪生。在20世紀後半葉，約翰保羅二世擔任教宗26年，他高舉著十字架，勇敢地領導了一場結束共產邪惡，拯救人類，捍衛信仰的道德之戰。《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威爾（George Will）說，27年前當梵蒂岡的西斯汀教堂冒出白煙，表示新教宗產生時，其實“就是冷戰結束的開始”。
1978年，梵蒂岡選出了有史以來第一位波蘭人教宗。這位新教宗第一次用義大利語向梵蒂岡廣場的人群演講時說，“如果我（語法）錯了，你們糾正我。”但隨後的26年，卻是他在道德層面上糾正整個人類，而且首先是從他的祖國、被共產奴役的波蘭開始。
以揭出“水門事件”而聞名的美國記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與人合寫的《教宗》（His Holiness）一書中，詳細記述了1979年教宗第一次訪問波蘭的經過。當時的蘇共領袖勃列日涅夫反對，並預測說﹕“教會早晚會掐住我們脖子，把我們窒息”。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則警告說，不要低估教宗的“潛在威脅”。但波共領導人最後還是同意了教宗來訪，因波蘭人口95％以上是天主教徒，如果拒絕波蘭人的教宗回國訪問，激怒教徒的話，更不利共產黨的統治。但波蘭政府做了嚴密防範，不僅限制媒體報導和教宗行程，還對出席教宗彌撒的人，用入場卷控制。
教宗抵達華沙機場的第一個舉動，是跪下來，親吻故鄉的土地。這個象徵性的動作一下子點燃了波蘭人的民族熱情，全國所有教堂的鐘聲同步響起，向教宗祝福的聲音回蕩整個波蘭。
雖然政府用入場卷控制人數，但在華沙老城的“勝利廣場”，仍聚集了黑壓壓的40萬人。那是一個完全超出波共當局預料的場面﹕幾十萬人，不是像以往共產集會那樣高舉拳頭，而是舉起木制的小十字架，高喊著“我們要上帝，我們要上帝！”教宗在演講中說，“從人類歷史上排除耶穌，是反人類的原罪”，並直接挑戰無神論的共產黨說，“領導波蘭明天的是耶穌！”全場萬眾歡呼，連續鼓掌10分鐘之久。這種復甦的信仰激情，感染了整個波蘭。在隨後幾天，有一千三百萬人參加了教宗主持的彌撒活動，占波蘭人口的三分之一。
教宗在演講時，總是提醒波蘭以及所有共產世界的人“不要畏懼”（Be not afraid）。這不僅震憾了波蘭，也影響到周邊國家。立陶宛三國有大批民眾趕到波蘭邊境，因為在那裏可以看到教宗演講的電視；很多蘇聯人則利用芬蘭電視收看教宗活動。美國作家伯恩斯坦評價說，對當時被共產主義統治了35年的波蘭來說，教宗的來訪，等於是在刀劍和十字架之間，劃出了界線。
一位波蘭地下反抗運動領導人說，看到從機場到市區的路上成千上萬的人夾道歡迎教宗，他產生了一個念頭，波蘭的反抗運動，必須和教會聯手，得到教宗的支持和庇護。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正準備競選總統的雷根，也通過電視看到這些場面時，被感動得流淚，他更強烈意識到，這個世界上不僅有美國和蘇聯，還有教廷這“第三個superpower”，美國應和教宗聯手，從波蘭開始，剷除共產邪惡。
教宗返回梵蒂岡後，一位神秘客人馬上來訪，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長凱西（Bill Casey）。這是一種奇妙的會晤，一個是“光明之子”（prince of light），一個被稱為“黑暗之子”（prince of darkness）。凱西帶來了美國衛星拍下的教宗在波蘭演講的照片﹕在那人山人海的畫面裏，只有中間一個小亮點，就是身穿白袍的教宗。在隨後幾年中，凱西和教宗見面15次之多，向教宗提供了各種關於波蘭的情報。
凱西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是雷根總統最信任的內閣成員之一。在八十年代執政八年的雷根總統，也是虔誠基督徒，他和教宗見過七次面，建立很多共識﹕都認為有道德責任結束共產邪惡，雷根曾公開抨擊蘇聯是“邪惡帝國”；都認為波蘭團結工會和其領袖、虔誠天主教徒的瓦文薩的出現，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上帝揀選了他們，從波蘭開始來結束共產主義。除此之外，教宗和雷根兩人都遭槍擊（前後差6個星期），子彈都距心臟很近，兩人都認為是上帝讓他們倖存，來完成結束共產主義的使命。美國專欄作家威爾說，1981年三個世界級人物被刺（雷根，教宗，埃及總統薩達特），如果遇難的不僅僅是薩達特，那麼人類歷史將改寫。
第一屆雷根政府的主要內閣成員，像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中情報局長等，都是天主教徒。他們都像雷根一樣，認為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是納粹的繼續；應聯合教廷，首先把波蘭從共產軌道中拽出來。教廷和美國全力支持團結工會，美國提供了五千萬美元援助，包括印刷機，傳真機，紙張，影印機等，從而使波蘭有了1,600種地下報刊（有10萬波蘭人參與）。歐洲自由電臺，美國之音，以及梵蒂岡的電臺，也全力配合。據伯恩斯坦的書披露，當時美國說服瑞典，利用其港口向波蘭人提供援助，歐洲自由電臺和美國之音，還向波蘭人播放暗號，告訴他們到哪里提取援助物質，雖然這樣做違反美國的法律。
“團結工會”高潮時發展到一千萬人規模（波蘭人口當時3700萬），是波蘭共產黨員數量的四倍。在瓦文薩領導工人罷工時，船廠大門上掛的是教宗的畫像。在波共當局終於不得不承認“團結工會”，並與之簽協議時，在媒體聚光燈前，瓦文薩拿出一個大型號的筆簽字，它是教宗送的，上面有保羅二世的畫像。隨後瓦文薩去梵蒂岡，受到英雄般的接待，並接受了義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為他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留下了“伏筆”。
面對波蘭要變天，克里姆林宮急了，一再催促波共鎮壓，實施戒嚴。當時波共總書記卡尼亞和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被叫去莫斯科時，雅魯澤爾斯基擔心有去無回，交待自己的一位將軍朋友照顧他的妻兒。他帶了一把手槍，一枚手榴彈，裏面放了自殺用的毒氣。當時蘇聯在波蘭邊境集結了17個師的部隊，以前他們就是這樣對付匈牙利和捷克的。
兩位波共領導人回到華沙後，被認為軟弱的卡尼亞遭免職，雅魯澤爾斯基被任命為總理，隨後全國戒嚴，團結工會被取締，瓦文薩等200多名領導人被逮捕。在波蘭陷入最黑暗的時刻，羅馬教宗又在1983和87年兩次去波蘭，從精神和信仰上鼓勵波蘭人。在83年的訪問中，教宗堅持會見了被關押的瓦文薩；在87年的訪問中，他強硬地指出，必須結束戒嚴，恢復人民權利，恢復團結工會。正是教宗的訪問，使成千上萬的波蘭人恢復了勇氣。教宗明確表示，波蘭人一定會勝利。當時這樣的樂觀預測令波蘭的異議知識份子們相當吃驚。
也許是天意，在27個月中，蘇共三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相繼去世（平均9個月死一個），1985年戈巴契夫出任了蘇共總書記，他不像前任那樣熱衷用武力干預衛星國的內政。
處於困境的雅魯澤爾斯基，只好去梵蒂岡找教宗，承認共產黨已失去波蘭人民的支持，尋求教宗幫助，使波蘭平穩轉型。於是，在教宗第一次訪問波蘭整整10年零2天之後的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中國六四屠殺那天，波蘭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在開放的262個國會席位中，團結工會一下子贏得261席。於是團結工會出面組閣；在隨後的大選中，天主教徒瓦文薩當選了民主波蘭的首位總統。
瓦文薩當時就感歎說，如果沒有約翰保羅二世，波蘭的變化完全沒有可能。在教宗去世之後，瓦文薩接受媒體採訪時則評估說，促成波蘭共產黨垮臺的功勞，“50％歸教宗，30％歸波蘭人民，20％歸雷根、柴契爾、戈巴契夫和葉利欽。”戈巴契夫也說，“沒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東歐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史達林曾經輕蔑地說，“教宗？他有多少個軍團？”今天，在梵蒂岡聖彼得廣場，那些排24個小時的隊，等待看望教宗最後一面（平均每人不到10秒鐘）的幾百萬民眾，那些被電視螢幕黏住了一個多星期的世界各地的億萬觀眾，最有力地回答了史達林，他們都是教宗的“軍團”！
作為羅馬教廷歷史上第264個教宗，保羅二世為什麼要如此這般直接承擔結束共產主義的責任？他虔誠的基督信仰當然是最主要原因，同時也和他個人經歷有直接關係。他出生在波蘭，經歷了被稱為“孿生邪惡”的納粹和共產主義；雖然他曾是演員，詩人，劇作家，哲學家，拿過兩個博士，但他卻不是從充滿烏托邦幻想的知識份子編輯的教課書上，而是從個人直接的生命體驗中，用來自上帝（聖經）的道德標準，辨識了善和惡。他認為基督信仰是改變人心的根本。
約翰保羅二世接掌梵蒂岡時，基督教在全球的影響力下降，享受主義，物質主義，道德相對主義的潮流，彌漫整個世界。教宗在知識人們高喊著“上帝已死”的大潮中，毅然承擔起“上帝守門人”的責任，在那個只有109畝、占地20多條街的梵蒂岡，向全球舉起了道德的火炬，用基督精神去點亮人心。在26年期間，教宗訪問了全球129個國家，傳播福音，抵抗這種“世俗的潮流”。他是語言天才，通曉英、法，德、俄、義大利語、波蘭語、西班牙語、斯洛伐克語、烏克蘭語、立陶宛語等11門語言，還學會用其他100種各國語言說幾句問候和佈道的話；語言是不同的，但上帝的聲音是一樣的。
這位教宗曾悲憤地說，從啟蒙運動，尼采，佛洛德，到馬克思，“20世紀被錯誤的預言家和導師主導，使人們沒有能力分清對錯。”過去三百年的人類現代歷史是“反上帝”的，抵制所有和耶穌有關的文明；其中最大的危險是“道德相對主義”，即沒有了絕對的道德標準，各行其事。上帝給人的生命不再被視為是神聖的，而是強調“生命的品質”；對那些品質不高的，就可以被以安樂死的名義結束。就在教宗去世的同一個星期，一位大腦傷殘的美國女性，就被法官裁決拔掉進食管，14天後被活活餓死。法官們認為，她的生命品質已低到超過他們的標準。而正是這種邏輯，使那些精神病人、同性戀者、腦傷殘者，那些被視為“生命品質”不高的七萬人，成為第一批被德國納粹送進毒氣室的人。希特勒的大屠殺，就是從這種對生命的看法開始的。
面對這種反生命、反上帝的潮流，教宗堅定地固守底線，絕不讓步，清晰明確地反對墮胎、同性戀、安樂死，反對女權主義、消費主義、道德相對主義……。在西方左派媒體上，教宗被視為保守、固執、守舊、不能“與時共進”。即使在他去世之後，美國左派媒體《紐約時報》發表的三個整版的教宗專題報導中，竟有一半篇幅批評他的“訓詞”內容，甚至說他去很多個國家佈道，是浪費資金，應該把這些錢捐給第三世界的窮人。這種對拯救靈魂的價值毫不領會的報導表明，在共產主義大勢已去的今天，西方左派正越來越成為對抗上帝的主要力量。
教宗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無論世俗的世界怎麼攻擊，無論教廷內部妥協的聲音有多大，他都絕不讓步。即使在遭到槍擊後，健康開始下降，生命的晚年，又患多種疾病，做了幾次手術，步覆維艱的時刻，他仍倔強地高舉著十字架，高舉著這個道德的火炬，絕不放鬆；他仍用盡力氣呼喊“沒有十字架，世界就是沙漠；沒有真理（truth），人類就是地獄。追隨耶穌，才知道真理，才懂得什麼是善和惡！”
他走了，但他的十字架被億萬人更高地舉起，現在全球60億人中有17億基督徒，其中8億是天主教徒。據美國Pew研究中心的數字，發展最快的是非洲，9億人口中，一半是基督徒；在拉丁美洲，有近5億基督徒，占人口的87％；在歐洲，基督徒近3億，占人口的38％；在大洋洲，有900萬基督徒，占人口的26％；亞洲，有1億3千萬，占人口的3％。僅在美國，天主教徒就從1975年的4870萬，增加到今天的6430萬，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美國人占總人口的84％。
因此美國“道德和公共政策中心”（EPPC）天主教研究項目主任、《教宗傳》作者韋格爾（George weigel）在最近發表的悼文中說，教宗相信，人類的歷史，就是上帝的故事，要求人類走耶穌那樣的道路；因此“歷史”是祂的歷史。正是因為對祂的篤信，保羅二世改變了歷史。他這種信仰的力量，鼓舞了成千上萬的人，和他走同樣的道路。
保羅二世在波蘭上中學時，喜歡踢足球，但他不是前鋒，也不是後衛，而是“守門員”。也許是從那時就訓練出來的意志，在後來人生的賽場上，他始終都是一個守門員，死死地守住了信仰的大門。今天，傳遍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我們要上帝”的呼聲，就是對保羅二世這位“守門員”的喝彩聲。相信此刻正坐在耶穌身邊的教宗一定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005年4月7日於紐約
──轉載自《觀察》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