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1日訊】1999年11月1日，為拍攝電視專題片《山河作證——浙江省財政支農紀實》，我帶著攝像和場記來到歷史上有“歌山畫水”之盛譽，現實中有建筑之鄉、百工之鄉、教育之鄉之美名的浙江省東陽市，進行過為期4天的采訪。在該片的解說詞中，我寫下了這樣的話語：
“‘出門望見八面山，一日三餐薄粥湯’的歌謠，是昔日橫店人窮苦生活的真實寫照。1975年，當時任橫店大隊党支部書記的徐文榮，在蚕茧賣不出去的情況下，征得公社領導的同意，帶領當地農民籌款集資創辦了橫店絲厂，這是橫店集團以厂辦厂滾動發展的創業之始。在完成創業期的資本積累之后，橫店集團的老總徐文榮，明确提出了‘非高科技不上’的選項原則，先后上馬了東磁集團、康裕藥業、橫店草業等國家級技改創新項目，財政部門也依据國家政策，适時調整了支持方式和支持力度。”
在浙江省經過一個多月的實地采訪，對于整個國家和民族已經非常失望的我，甚至一度改變自己的觀點，得出了“中國的希望在浙江”的判斷。
2005年4月10日，發生在東陽市畫水鎮的流血事件，轟毀了我對于浙江省乃至整個中國的最后一點美好希望。
据网友吳孟謙在“《東陽日報》、《金華日報》在‘東陽畫水事件’中的作為”一文中介紹：在“金華日報社市民援助中心网”上，4月8日14：16：21就已經有投訴說，“東陽畫水出大事了！請求媒體介入！”報社有關工作人員的回复是：“建議派記者采訪。2005年4月8日 17：05：35 ”。此后直到2005年4月11日 20：31：49，投訴人“旁觀者”[編號2046]留言，“強烈要求東陽畫水事件真相，畫水事件到底怎么了，沒有媒體關注。”《金華日報》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反而在4月12日之前的某個時間，全部刪除了有關“東陽畫水事件”的投訴。而國外的法新社、CNN、BBC等，在4月11日紛紛予以報道。
我自己就是通過网絡，特別是大紀元記者的相關采訪，了解到東陽畫水事件的部分真相的。
東陽是隸屬于金華市的一個縣級市，畫水鎮由原畫溪鎮和黃田畈合并而成，這里原本是浙江中部金衢盆地的風水寶地，義烏、金華等地的部分飲用水就取自東陽的畫水。然而，隨著党政當局在山清水秀的畫水鎮規划出一個以化工工業為主的竹溪工業功能區，這里的水渾了，山黃了，樹死了，庄稼蔫了。离化工厂最近的中學和小學的孩子，受到最為直接的傷害，連村子里怀孕的婦女，也開始出現死胎。
當地村民先是按照党政當局划定的官方渠道逐級上訪，這些上訪人得到的回報不是依法解決實際問題，反而是凌駕于法律程序之上的殘酷關押和勞動改造。無路可走的村民只好選擇群體反抗，他們搭建竹棚來封鎖竹溪工業功能區的道路，目的只是讓工厂進不了化工原料，也出不了化工產品。
2005年4月9號凌晨3點多鐘，在東陽市委書記湯勇的親自率領下，大批警察開進畫水鎮，要求村民拆掉竹棚，村民堅決拒絕，湯勇便下令強行拆除。鏟車碾過几個村民，有一目擊者看到一位老婆婆的雙腳被鏟車碾過，露出腳骨，几位老人隨后失蹤。一場由徒手群眾保護故土家園的斗爭，在忍無可忍中爆發了。可以用談判和妥協來和平解決的社會矛盾，一旦演變為討還血債的暴力沖突，矛盾雙方無論強弱都將成為失敗者。
在東陽畫水事件無法收場的時候，我听到了來自署名“草根”的攪局噪音。
2005年4月12日，草根在《畫水農民暴動雜感》中，把最大劑量的憤怒和仇恨，噴射向他所謂的“自由知識分子”：
“農民們懂得，大家必須齊心合力，才能有力量爭取權利。在這次行動中，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自由知識分子中，沒有這种一致性的利益，只有榮譽資源的爭奪，所以他們不能團結。”
“這些農民被污染傷害時，自由知識分子沒有起訴制造污染的老板，沒有起訴當地環保部門的行政不作為。因為這些事高度危險，卻沒有作秀价值，所以他們只有興趣在海外起訴中共中央政府高官，畢竟在國外起訴是安全的。我佩服嚴正學，因為他實實在在地起訴，實實在在地知道這是要挨打或勞改的。”
“看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自以為肩負啟蒙農民的使命，我覺得好笑。今天，應該是中國農民啟蒙國產的自由知識分子的時代。”
通過包辦代表和神化美化雖然弱勢卻占有總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來搶占用以抹黑壓倒知識分子的道義制高點，是魯迅、毛澤東所慣用的專制權術。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既不是自上而下的啟蒙，也不是自下而上的求救，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共平台或大同平台上，依法履行自己的一份公民責任，同時也依法享受自己的一份公民權利和公民尊嚴。嚴正學先生就是這樣的一位自由知識分子，他所要追求和捍衛的，就是自己的公民權利和權民尊嚴。草根既然佩服嚴正學先生，就應該老老實實地像嚴正學那樣從自己做起，做一個獨立自主、敢作敢為的現代公民，而不是像變戲法一樣把活活生的嚴正學先生，變成用來抬高自己并壓倒別人的神器和法寶。
自由知識分子應當站出來幫助畫水農民吶喊呼吁，卻沒有權利充當畫水農民的救世主。有道是冤有頭債有主，畫水農民要想保護好自己的故土家園，惟一正确的選擇就是堅持不懈地与在其位而不謀其政的當地党政官員進行斗爭，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所謂的“自由知識分子”身上，更不能夠把希望寄托在連真實姓名都不敢公開的“草根”先生身上。
到了4月14日，草根又有一篇《繼續關注東陽農民維權暴動》出籠，把臭罵所謂“自由知識分子”的調門拔得更高：“知識分子習慣于以救世主的心態看待那些未受啟蒙的人。現在的問題是：那些農民冒著危險用行動證明了中國人的權利意識，啟蒙了知識分子：現在大眾需要的，不是民主人權啟蒙，而是具體的一點點地爭取人權的行動。”
在談到自己時，草根寫道：“我關注農民們的維權暴動，中國農民的權利是我的夢想。如果我是農民，如果我是畫水鎮畫溪村的農民，我會怎樣呢？”
并不是農民而且也不知道自己“會怎樣”的草根，轉眼之間偏偏實現了對于包括農民在內的所謂“大眾”的包辦代表，我不知道草根所說的“現在大眾需要的”之類的判斷，又是從哪里得來的？！
我本人就是在河南農村餓著肚子長大的農民，同時也是寄居于北京城區的一名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面對草根所說的“這使我不可避免地以最大的惡意來猜度他們緘默的原因，既然保持沉默是他們的權利，那么蔑視他們就是我的權利”的所謂“權利”，我連“蔑視”一下子的興趣都沒有。只是看在草根還敢于表現出一點道義感的正面价值上，我覺得有必要奉勸几句：
靠著自己并不明白的想當然，給所謂的“自由知識分子” 扣上諸如“習慣于以救世主的心態”之類的大罪名，其實是魯迅式的“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的老路子，同時也是共党強行在“知識分子”前面加上“資產階級”的定性，在劉少奇的名字前面強行加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定性的老路子。對于這种老路子的最為經典的概括，就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的“莫須有”。沿著這樣的路子走下去，結局大抵只有兩种：要么像魯迅、毛澤東那樣成為“宁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害人惡魔，要么像胡風、田漢、劉少奇、林彪、陳伯達、江青、姚文元那樣自己成為自己的掘墓人。
2005-4-17于北京。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