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6日訊】科龍與顧雛軍一段時間以來成了媒體話語的焦點，原因有二，即：一是科龍經營虧損了6000萬元，一是被監管部門懷疑在並購其他企業時違規酬款。
與制度文明社會相比較，中國的媒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不能有自己獨立的意思表示的，更不能有代表自己價值的自覺的、獨立的判斷。正是半個世紀以來媒體長時間所處的這種非常態地位，才形成了中國媒體時至今日的、極具生命力的非常態表現。中國媒體的非常態表現的常態即是製造輿論的“井噴”現象，最極致如十年“文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是絕對的鋪天蓋地，絕對的眾口一詞表現，將喉舌的角色功能能動地發揮到人類輿論史上的極致。
“文革”結束前，中國媒體的角色是黨和政府的喉舌、耳目，“文革”至今日已被宣佈結束了近二十年，媒體者照舊屬喉舌、耳目的口號仍喊的介天響，仍不見有任何的衰減，足見“文革”結束的還不盡完全、徹底。科龍現象中，足見中國媒體這方面生命力的久遠及強勁。
尤老鼠生兒即能打洞般，在老鼠者無所謂對錯一樣，若認為追求對科龍不利的後果成了媒體群體的偶然嗜好，這是對中國媒體既有生成價值情勢的不成熟瞭解，抑揚得當、親疏有章早已及從來不是中國媒體生命機體裏擁有的活性因數。孰輕孰重及貶此褒彼早已成為一種機械的規律，只是這種規律在科龍事件中再次至顛峰罷啦。
實際上，中國媒體的群體價值倒向也只有兩種存在可為其導向，即：權力或者是不冒犯權力者利益的利益。
盈虧本屬企業經營運作中的常態，一個企業的年度虧損竟引起此般規格的持續爭論，似乎給人們的影響是，企業經營虧損在中國是很令人驚詫的鮮例，是稀缺現象。如是，那還真屬國人之大幸，而我們看到的卻並非如是，非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的不虧損才真系令聞者驚詫的歷史鮮例，中國媒體的能量及價值正在於此。
一個民營上市企業虧損了幾千萬（據稱還是與財務處理技術有關），成了眾媒體熱炒的新聞，不是因為經營者的經營虧損在中國是些稀缺事件，因為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國有非壟斷性上市公司的盈利在中國倒確屬稀缺鮮例，也不是因為這次虧損的額度足令媒體驚詫，因為同時期國有上市公司年度虧損近40億者有之，今年第一季度即有虧損數億元的國有上市公司鮮例實在就呈現在眾媒體面前，眾媒體的絕對一致表現即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我這裏並不是鼓吹讓媒體去炒作每個有巨額虧損實例的上市公司，但這種赤裸裸的區別性價值選擇還是引來了人們質疑。網上對這種作法的責駡是不絕於耳的，“唯一的關鍵就是科龍是民營企業，所以被人家盯的特別緊”的網上評論是詮釋這種價值的最恰當用語。
這這般炒作中，我們看到另一個需要面對的問題，即是證監部門職責行使的條件成就問題。至少從基本法律——證券法的既存規定看，證監部門對上市公司的調查程式啟動等於是沒有條件制約的。實際上，調查程式的啟動極具隨意性及偶然性，證監部門完全處於主動地位，而上市公司則處於被動及權利完全不確定的境地。對證監部門的調查，為什麼調查、何以調查，調查程式的啟動、調查程式施行過程以及有涉調查者物件的評價、言行等應否向社會公眾保密等，完全沒有約束。在中國這種極具傳統認識生命力的特殊社會環境裏，調查、調查者、調查者的言行都極為敏感及神秘，而立法者卻好象對中國這種獨有的卻人所共知的社會情勢沒有絲毫的瞭解。
科龍股票最近一路暴跌，已至每股2.38元，無論監管部門的調查結論如何，科龍已遭到了傷筋動骨的“處罰”。
證監部門調查之舉程式的啟動條件是否據法成就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目前這還是一個不能夠確定的問題。調查顯然僅能針對不確定的、可能的存在而為之，業已確實的存在是無需調查的。確實的、有無問題的結果顯然應當是調查程式完成後才能得出的結論。目前能夠確定的一個問題即是炒作者及炒作過程本身的問題，炒作者及炒作過程的操縱者，至少在表面上是給社會製造了一個明確的價值，即證監部門的調查就等於了被調查者的問題，據此，證監部門當被指責的因素以外，炒作者的道德及素養也應當在被指責之列。
我們在科龍事件的網上爭論中，再次看到的另一個在我們的社會裏司空見慣的現象，即是爭論者對持不同觀點者的怒駡及亂罵。除此之外，還有罵政策制訂者的無知及無恥，也有罵監管民企者的陰暗，也有怒駡競爭對手及媒體的無良及陰暗。這裏有無陰暗的競爭對手的黑手及無良媒體的惡舉，及二者合力的興風作浪因素不能排除，但這裏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媒體在製造並盡力放大了這種製造出的陰影，這確系些頹廢卻極具殺傷力的存在。
但是在這些爭論中，爭論者互相視為仇寇、天使化自己而將不同見解者妖魔化，是我們在這場爭論中看到的另一個非常令人不快的存在。所有爭論中，你極少能看見對不同觀點持有者的寬容及接受，暴露了我們這個社會當前最為缺乏的東西，即對多元認識價值共存的認可及尊重。整個社會以自我為中心，少有寬容及妥協的理性的爭論心態，也有人甚至舉起評論一家企業就會搞垮中國經濟的大棒。對中國企業興衰的驟起驟落的思考、爭論是有益的，自己在發表觀點的同時重視並尊重他人的不同觀點，是一個社會成熟的表現，當然也是爭論者心理、人格成熟的顯露。
科龍的遭遇的確是值得中國社會的思考，爭論是為了更好的思考。為什麼在中國，“富不過三代”，為什麼中國無百年民企，僅有民間的思考、爭論是不夠的。科龍遭遇不僅僅再使我們看到一種一直揮之不去的沉重價值，更讓人深切感到我們社會的病態的一面，民企的發展、壯大是我們民族真正希望的方向，這不僅僅是因為外部文明世界已證明了這種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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