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6日讯】科龙与顾雏军一段时间以来成了媒体话语的焦点，原因有二，即：一是科龙经营亏损了6000万元，一是被监管部门怀疑在并购其他企业时违规酬款。
与制度文明社会相比较，中国的媒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有自己独立的意思表示的，更不能有代表自己价值的自觉的、独立的判断。正是半个世纪以来媒体长时间所处的这种非常态地位，才形成了中国媒体时至今日的、极具生命力的非常态表现。中国媒体的非常态表现的常态即是制造舆论的“井喷”现象，最极致如十年“文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是绝对的铺天盖地，绝对的众口一词表现，将喉舌的角色功能能动地发挥到人类舆论史上的极致。
“文革”结束前，中国媒体的角色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耳目，“文革”至今日已被宣布结束了近二十年，媒体者照旧属喉舌、耳目的口号仍喊的介天响，仍不见有任何的衰减，足见“文革”结束的还不尽完全、彻底。科龙现象中，足见中国媒体这方面生命力的久远及强劲。
尤老鼠生儿即能打洞般，在老鼠者无所谓对错一样，若认为追求对科龙不利的后果成了媒体群体的偶然嗜好，这是对中国媒体既有生成价值情势的不成熟了解，抑扬得当、亲疏有章早已及从来不是中国媒体生命机体里拥有的活性因数。孰轻孰重及贬此褒彼早已成为一种机械的规律，只是这种规律在科龙事件中再次至颠峰罢啦。
实际上，中国媒体的群体价值倒向也只有两种存在可为其导向，即：权力或者是不冒犯权力者利益的利益。
盈亏本属企业经营运作中的常态，一个企业的年度亏损竟引起此般规格的持续争论，似乎给人们的影响是，企业经营亏损在中国是很令人惊诧的鲜例，是稀缺现象。如是，那还真属国人之大幸，而我们看到的却并非如是，非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不亏损才真系令闻者惊诧的历史鲜例，中国媒体的能量及价值正在于此。
一个民营上市企业亏损了几千万（据称还是与财务处理技术有关），成了众媒体热炒的新闻，不是因为经营者的经营亏损在中国是些稀缺事件，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有非垄断性上市公司的盈利在中国倒确属稀缺鲜例，也不是因为这次亏损的额度足令媒体惊诧，因为同时期国有上市公司年度亏损近40亿者有之，今年第一季度即有亏损数亿元的国有上市公司鲜例实在就呈现在众媒体面前，众媒体的绝对一致表现即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我这里并不是鼓吹让媒体去炒作每个有巨额亏损实例的上市公司，但这种赤裸裸的区别性价值选择还是引来了人们质疑。网上对这种作法的责骂是不绝于耳的，“唯一的关键就是科龙是民营企业，所以被人家盯的特别紧”的网上评论是诠释这种价值的最恰当用语。
这这般炒作中，我们看到另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即是证监部门职责行使的条件成就问题。至少从基本法律——证券法的既存规定看，证监部门对上市公司的调查程式启动等于是没有条件制约的。实际上，调查程式的启动极具随意性及偶然性，证监部门完全处于主动地位，而上市公司则处于被动及权利完全不确定的境地。对证监部门的调查，为什么调查、何以调查，调查程式的启动、调查程式施行过程以及有涉调查者物件的评价、言行等应否向社会公众保密等，完全没有约束。在中国这种极具传统认识生命力的特殊社会环境里，调查、调查者、调查者的言行都极为敏感及神秘，而立法者却好象对中国这种独有的却人所共知的社会情势没有丝毫的了解。
科龙股票最近一路暴跌，已至每股2.38元，无论监管部门的调查结论如何，科龙已遭到了伤筋动骨的“处罚”。
证监部门调查之举程式的启动条件是否据法成就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目前这还是一个不能够确定的问题。调查显然仅能针对不确定的、可能的存在而为之，业已确实的存在是无需调查的。确实的、有无问题的结果显然应当是调查程式完成后才能得出的结论。目前能够确定的一个问题即是炒作者及炒作过程本身的问题，炒作者及炒作过程的操纵者，至少在表面上是给社会制造了一个明确的价值，即证监部门的调查就等于了被调查者的问题，据此，证监部门当被指责的因素以外，炒作者的道德及素养也应当在被指责之列。
我们在科龙事件的网上争论中，再次看到的另一个在我们的社会里司空见惯的现象，即是争论者对持不同观点者的怒骂及乱骂。除此之外，还有骂政策制订者的无知及无耻，也有骂监管民企者的阴暗，也有怒骂竞争对手及媒体的无良及阴暗。这里有无阴暗的竞争对手的黑手及无良媒体的恶举，及二者合力的兴风作浪因素不能排除，但这里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媒体在制造并尽力放大了这种制造出的阴影，这确系些颓废却极具杀伤力的存在。
但是在这些争论中，争论者互相视为仇寇、天使化自己而将不同见解者妖魔化，是我们在这场争论中看到的另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存在。所有争论中，你极少能看见对不同观点持有者的宽容及接受，暴露了我们这个社会当前最为缺乏的东西，即对多元认识价值共存的认可及尊重。整个社会以自我为中心，少有宽容及妥协的理性的争论心态，也有人甚至举起评论一家企业就会搞垮中国经济的大棒。对中国企业兴衰的骤起骤落的思考、争论是有益的，自己在发表观点的同时重视并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是一个社会成熟的表现，当然也是争论者心理、人格成熟的显露。
科龙的遭遇的确是值得中国社会的思考，争论是为了更好的思考。为什么在中国，“富不过三代”，为什么中国无百年民企，仅有民间的思考、争论是不够的。科龙遭遇不仅仅再使我们看到一种一直挥之不去的沉重价值，更让人深切感到我们社会的病态的一面，民企的发展、壮大是我们民族真正希望的方向，这不仅仅是因为外部文明世界已证明了这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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