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初曉2005年8月9日華盛頓報導)湯姆.布羅考是美國家喻戶曉的電視新聞主播。他於1940年出生於美國的南達科塔州，1960年進入電視界。布羅考1966年加盟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新聞部，擔任駐洛杉磯的主播。他先後擔任過NBC晨間節目「今日」的主持人和NBC駐白宮記者。布羅考於1983年開始擔任「NBC晚間新聞」主播和責任編輯，直到2004年退休。他所主持的晚間新聞是美國收視率最高的新聞節目。
布羅考多年來致力於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錄和傳播二戰老兵們的事跡，並在年出版了暢銷書《最偉大的一代》。
從1974年起，布羅考曾經多次訪問中國，曾經獨家採訪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今年秋天，他計劃再到中國各地採訪。
美國之音中文電視節目「美國萬花筒」製片人初曉最近在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全國廣播公司總部「NBC晚間新聞」演播室裡採訪了布羅考。
初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場和歐洲戰場有甚麼異同之處？戰後對人們心裡上的影響怎樣？
布羅考：我認為在美國，人們對太平洋戰場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大家都去注意歐洲戰場了，因為那裡的新聞報導最多，新聞界報導歐洲戰場也比較容易，所以大家注意得也就多一些。
太平洋戰場則非常廣大，從緬甸跨越太平洋到菲律賓群島，再到太平洋中的一些小島。還有日本對中國蠻橫的侵略，後來是珍珠港事件。所以我認為美國仍然沒有完全理解太平洋戰場的深度和廣度。
初曉：您在其他國家採訪的時候有沒有遇見過其他國家的二戰老兵，他們是不是也有偉大之處呢？
布羅考：這很有趣。我現在很關注中國和日本之間重新發生的衝突。我一直想把這個問題放到歐洲戰場的背景當中來比較思考。
在歐洲，贏得二戰勝利的美國和盟國(俄羅斯除外)主動地去接近戰敗國德國和意大利，把它們帶回國際大家庭，幫助它們進行戰後經濟重建。中國在抗戰之後又經歷了自身的革命，所以情況很不不同。中國同外界隔絕開來，沒有發生像美國同西歐那樣的關係。
中國採取的政策固然是原因之一，另外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美國外交官的短視行為。大家都知道杜勒斯國務卿拒絕同周恩來握手，那是我們拒絕承認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那時候的世界是在幾條不同的路上跑車。在二十世紀末的時候我們終於有了在當時不曾有過的關係。
初曉：有人把9/11事件同珍珠港事件相比。你是否認為這兩次事件無論在目的還是在對社會的影響上來講確實有相比較的基礎？
布羅考：我認為在美國受到襲擊這一點上來說是可以比較的。你知道我們在歷史上一直很幸運，除了南北戰爭之外，沒有在美國境內發生過戰爭。而南北戰爭是美國的一個可怕悲慘的創傷，我們今天仍然能夠感受到它的影響。
除了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我們沒有遭受過外部力量的襲擊。在早期的殖民時期，英國人要保住美洲殖民地則是另外的情況。所以我確實認為9/11事件同珍珠港事件之間具有可比性。它大聲喚醒人們去面對危險世界的新的現實。9/11的恐怖襲擊是用無辜者的生命來作為戰爭的工具。所以這場新的戰爭的條件是立即顯現的。我們知道我們捲入的是甚麼樣的戰爭。
在珍珠港事件中，我們是同一個主權國家日本開戰。現在，我們的敵人更加無形。這種模糊的、影子一樣的敵人叫做恐怖份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效忠於對伊斯蘭教的一種極端的解釋。他們不是來自一個國家，而是許多國家。而有些國家被認為還是我們的盟國，主要是指沙特阿拉伯。所以這兩個事件有共同之處，也有鮮明的區別。
初曉：我讀了你的書，注意到你用了一些詞句來形容當今美國社會的年輕人。你說，有些價值觀今天已經不時興了、或者衰敗了。您對現今的美國年輕人怎麼看？他們對二次大戰的看法或者他們對戰爭與和平的一般看法怎樣？
布羅考：我寫了這本書(布羅考所著《最偉大的一代》)後，有些年輕人常問我這個問題，因為這本書寫的是他們祖父們的生活。我認為，這正是觸動他們和震驚他們的地方-他們的祖父們做出了多大的犧牲，同家人分離了多長的時間，後方的人們過的是甚麼樣的日子：沒有汽油，沒有新汽車；糧食都送給前線的士兵吃了，美國國內的肉和奶製品卻要實行配給；你汽車的輪胎舊了，卻買不到新輪胎。那時候我還是個孩子，我記得我們吃不到糖果和口香糖，因為這些都是軍用品了。
我認為，這些年輕人在回顧歷史的時候都很吃驚，對於他們祖父那一輩人有了新的理解。我認為，在美國我們所缺失的一點就是要讓一般民眾明白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情況，從而作出某種犧牲。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石油。我們在中東的存在很大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需要那裡的石油，這就導致了我們現在所面臨的許多困難。但是我們還是在以驚人的速度在消費石油，而沒有想過替代能源的事情、或是如何開發其他能源，以減少對中東石油的依賴。這些都是我談到的問題，我希望新的一代能夠加以關注。
初曉：我想許多人可能會問同樣的問題：為甚麼您把二戰老兵這代人稱作「最偉大的一代」呢？您以此來作為書名，是不是有驚醒世人的意思？
布羅考：你知道，不論我走到哪都會講關於最偉大一代人的故事。為甚麼說他們是最偉大的一代人呢？原因有幾個。其中之一就是這代人的成長期都是在大蕭條中度過的。那是美國經濟的真正災難時期。他們就是在那個時期學會了要一齊努力，為了自己的家庭或是社區的利益做出犧牲。
然後他們又被徵召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戰，而那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場戰爭。全世界七個大洲中有六個捲入了二次大戰，戰爭蔓延到所有的海域、所有的領空，奪去了五千萬人的性命。
等戰爭結束，老兵返家之後，他們又幫助敵人重建家園，同時又打造了我們今日的美國、我們今天的生活。他們能夠成就這一切的一個原因就是張揚了少數族裔的自由，主要是擴展了非洲裔美國人和婦女的權益。所以，我認為總的來說，這一代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代。
初曉：你認為將來會有更偉大的一代嗎？如果有的話，他們會是甚麼樣子呢？還有，你認為戰爭會塑造偉大的人民嗎？
布羅考：不，我想這不是人類歷史的唯一一次經驗。每當我出席畢業典禮或者遇見年輕人的時候，我都對他們說，「你們也能成為偉大的一代。」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世界變了，不光是掙錢、玩電腦遊戲、或者多買一雙運動鞋的事了。我們更應瞭解時事，在中國、在亞洲、非洲正在發生甚麼事情。
我們現在有完全志願的軍隊，但是這軍隊和美國人民不像原來實行徵兵制的時候那麼彼此相關了。過去，每個家庭都會有人參軍。現在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我跟這些年輕人常說，一定要記住那些穿軍裝的人。他們與你們同齡，卻在不惜生命來保衛國家安全了。所以，他們面對著的很多挑戰不同於二戰時的挑戰，但是他們還是具有那種造就偉大的素質。
初曉：在你的書中，你描述最偉大的一代是為了共同的目標和價值觀而團結起來的，你覺得現在那種目標和價值觀還存在嗎？
布羅考：不。我覺得它們已經被淡漠了。我想，現在許多事情比以前好了。比如說，我們有了較好的種族態度，在許多方面，我們在文化上更加包容。我們對女性的志向有了較多的關注。我不認為女人還像當年在我們成長那個時期大部份只是待在家裡的人。
但我認為，我所寫的那一代更關切他們生活中的必需，而不是我所說的對生活的要求。他們工作是為了存錢，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他們買甚麼東西，可不是買來做個備份放在家裡，而是取決於他們是不是需要這件東西。所以我想，這些價值我們得發揚一下。我們這個社會現在總以為永遠不會衰落，總以為明天會更好。其實，歷史的教訓卻是，困難時期總會有的，問題是，這一代會有能力去應對嗎？
初曉：在你的書中，你寫到了最偉大一代付出的代價和他們的勇氣，但是並沒有忽略那時候的種族主義，比如說，黑人和華裔美國人所得到的待遇。對於發生在關塔那摩灣還有伊拉克監獄的虐待行為，你是怎麼想的呢？
布羅考：首先，我不認為我們瞭解關塔那摩灣事件中需要瞭解的每一件事情，我不認為我們瞭解。我想，應該加強如何對待囚犯和我們所作所為的透明度。假如我們要在國外推廣自由和民主，我們就必須先在國內身體力行。
我總是舉出日裔美國人被送到集中營以及非裔美國人在這個國家深受歧視的例子，但是他們都加入了進來，為國家而戰，然後回來堅定不移地結束那種歧視，把國家變得好些。他們並沒有放棄美國。在許多意義上，我認為，談到真正的公民品格和名符其實的偉大，這些例子是最說明問題的。
初曉：在書中，你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每一個人的戰爭」，並且你說你最喜歡的照片是著名電影明星吉米.史都華(又譯：斯圖爾特)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當兵那張。那麼你覺得在現在人們還有可能分享那種不分高低貴賤打成一片的精神嗎？是不是世界變得太複雜了？
布羅考：他們不再以同樣的方式共享那種精神了。比如說在美國，9/11之後沒有再發生襲擊，人們就又有了信心。我擔心他們警惕性不足。公共服務的意義是甚麼，對國家的義務是甚麼，怎樣支持穿軍裝為國家做出犧牲的那些人呢？對於這些，人們想得不夠。
初曉：在書中你寫到：「他們贏了戰爭。他們挽救了世界。」我知道你在其他國家遊歷了許多地方。以你的國際經歷，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看美國的嗎？
布羅考：在這次經歷之後嗎？我想這還沒有確定。我想，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個很棒很棒的例子要屬同盟的力量，為共同目標而一起奮鬥的力量。讓我有些憂慮的是，美國總以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幹任何事情，以為無論在哪裡，不管遇到甚麼樣的問題，美國都會有辦法。
我剛從中東回來，那裡的人愛我們的國家，他們也想來美國，但是他們不喜歡我們自以為是的感覺，他們不喜歡我們自以為可以到他們所在的那塊地方去告訴他們應該怎樣生活。我認為這應引起我們注意。我對年輕一代說，他們這個時代真正的挑戰是找到共同之處。要互相欣賞彼此的文化，努力理解彼此的目標和夢想，無論個人集體。
初曉：在你作為一名新聞記者和主播的生涯中，我確信你感受到了許多你所說的「美國精神」。對你來講，那是甚麼樣的精神？在過去60年中它改變了嗎？
布羅考：沒有，我不認為這種精神改變了。我認為我就是美國精神的具體體現。我家原來是美國勞動階層，從鄉下來的。我爸爸10歲就輟學了，我媽媽沒有上大學，因為她付不起學費。她非常聰明，但是當時正是大蕭條年代。不過，他們努力工作，把他們的錢積攢起來，保住家庭沒受影響，同時也一直給我們指出正確的人生目標，這讓我達到了我所選擇的事業的頂峰並且過著我家人當時不可想像的生活。這給了我機會，使我能以多種方式在財務上和其他方面去回饋社會幫助他人。
因此，我想那種精神在美國還是存在的。我們有些來到這裡的移民在很短的時間裡就達到他們事業的頂峰。這是因為，在美國，我們很少問及你的家世或者你夠不夠資格加入這個俱樂部。你還是可以開出你的一條路來。
初曉：給我們講講你的中國經歷吧。(1980年代人民日報：鄧小平接受美國記者湯姆.布魯考採訪)
布羅考：我在那裡有許多經歷。我1974年去那裡，那時候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而我們並不知情，對於當時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而言，這是相當令人驚訝的，而他們居然能把基辛格博士、福特總統連同其他人都瞞過了。
然後我1983年又回去了一趟，並且拍攝了一部長記錄片-《中國心臟之行》，講到了變革正在開始發生，監獄改革正在開始，城市正在開始開放。我當時坐火車在中國旅行。我喜歡回到三等車廂裡，那裡的人是自己帶碗麵條來吃的。他們坐在硬板席位上。離開北京到南京的路上是很熱的，但是我很珍惜當時的每一刻。
1987年，我們又回去拍攝「變化中的中國」。我採訪了趙紫陽。他坐在那裡，擺著兩瓶啤酒，跟我作了長時間的訪談。我去了西藏，在那看見很多人。無論我走到哪裡，許多像你一樣的青年人見到我就會走上前來，認出我，或者說他們一直都在聽美國之音。那是一個相當值得回味的經驗。
初曉：你在其他國家遇見過經常收聽美國之音的人嗎？
布羅考：我說的有關中國的情況，從我所有的旅行來看，我這輩子，從沒見過像中國變化這樣巨大的國家。真令我驚歎。現在鄉村地區依舊很土氣，人們的生活方式還很簡單。我1983年去上海時，住在老的和平飯店，這飯店50年了都還沒變。現在，上海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就好像不斷從地底下長出來一樣。我老是對別人說，我希望能活到150歲，那樣的話，我就可以弄明白中國那個時候會是甚麼樣子了。
初曉：你還計劃再去中國嗎？
布羅考：是的，我希望今年秋天再去。
初曉：再拍一部關於中國的記錄片嗎？
布羅考：這次我們要為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節目做系列報導。
初曉：談談您對鄧小平的印象？
布羅考：他總是知道我們要寫他的任何事情。他通過翻譯說：「你在寫我抽太多煙的事，我不想讓你再寫這個了。」因為他老是不停地抽煙，無論跟福特總統會晤或是在白宮的時候。每時每刻，他都確切瞭解他周圍在發生甚麼事情。
初曉：你計劃採訪胡錦濤嗎？
布羅考：我們在嘗試中，已經交了一份申請。如果你能幫我的話，我會十分感謝。(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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