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0日訊】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為一位經濟學家所獲得，這一轟動性新聞「誤導」了許多人，他們以為默罕默德•尤努斯是由於為窮人辦銀，而獲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針對的是理論貢獻，而和平獎則針對的是行為貢獻。多數人的常識容易出現謬誤。
尤努斯，用27美元起步，為43名婦女辦了一個小銀行，讓這些貧窮的婦女靠機織毛衣而擺脫了貧困，並且他的銀行也越辦越好。這不是神話，連中國的《人民日報》也受了感動，竟然拿出一塊評論區來發表難能可貴的實話——佩服尤努斯的成就。
其實，在中國，有比尤努斯做得更好的人。這個人就是我交往十年的老朋友與可敬的經濟學前輩——茅於軾。茅先生在山西臨縣用小額貨款扶貧的事情，幾乎為經濟學界的人們所熟知。但是，人們不知道的是什麼呢？有人聲言，茅先生的金融活動未經當局許可即沒拿到那種稱之為「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的東西。這也多少像家庭教會的「非法行善」的狀況，你干了有益社會的事情，沒批准執照，也不能算是合法。在中國要多少本錢開一個銀行——27美元嗎？你要如此去申請，中央銀行的官員非說你瘋了不行！
制度，就是制度的差異，才使尤努斯廣受讚譽，而茅於軾卻不得不承擔正統的責難。不管是尤努斯還是茅於軾，以小額貸款幫助窮人，都不是創舉。美國的開國元勳富蘭克林（「印刷工」富蘭克林）早就做過，而且富蘭克林基金由於支持窮人創業而積累了資本，曾為費城的公共衛生系統建設提供過相當的捐助。於此，常識又在中國的「特殊制度」下，被忽略了。常識產生謬誤與常識被忽略，成了中國的一道「風味大菜」，所以，我們往往「拿死人」說話。用宣揚孔丘去「對付」西方對施瓦辛格、麥當娜的宣傳，凡此等等。在思想的道德性上，茅於軾可比孔丘偉大多了。有人曾評價說，茅於軾是中國經濟學界的魯迅。這個結論作為一家之言尚可，但要給茅於軾的道德哲學貼上魯迅的標籤也無異於「污人清白」。魯迅出了一路子狂罵，他還做過什麼有益於芸芸眾生的事情？
為了避免歧路亡羊的衍論，以上問題——對比於尤努斯與茅於軾，有一句俏皮話，可做點睛之論：在中國，好多事沒人干，好多人沒事幹。
我要說的第二個人們不知道的「茅於軾的故事」是它的被禁錮狀態一直未得好轉。不久前，一些非常希望明瞭地瞭解茅於軾的「70年代人」要求出一本關於茅於軾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諸論的「簡讀本」。這事自然有人找我，一者我寫過茅先生的評傳，二者我編過茅先生的文稿出了《經濟學的智慧》。茅先生收到我信，表示同意，但又勸我考慮他被禁錮的因素，免得「勞而無功」——書你編好了，到審核機關一審，「槍斃」。
制度，還是制度的差別，我想尤努斯先生遠不用擔心這些。這正是他比茅於軾幸運的地方。
當然，制度是會變的，畢竟它只是工具理性層面的東西，價值理性的追求是人類向善的根本動力。
在以上大有「悲情」的對比之外，我看還是樂觀地看待價值理性方面的東西。據我的研究表明，實在是一項經濟學諾獎改變了蘇聯人民的命運，從此為他們走向政治民主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1975年蘇聯人康托洛維奇以線性規劃創始人的身份，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大大地鼓勵了蘇聯知識分子與西方世界接近的熱情；蘇聯官方也不再徹底仇恨西方，1976年，蘇聯舉辦了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200週年的紀念。
以後的經濟學說史家會證明二者有必然聯繫的！我所要說的呢，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終於進入了蘇聯，而經濟自由主義悄然展開，政治自由的要求也順勢而來。
如果說是裡根的強硬政策對蘇聯的民主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那麼1975年的經濟諾獎則遠超過了「星球大戰」的威懾力，它溫和地讓蘇聯人服下了一劑醒神湯。
良藥，真地不一定苦口！
至於今後幾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否授給中國的經濟學家，我不想妄加猜測，但是我認為俄國詩人普希金詩句仍有啟示意義：
朋友，相信吧！
陰鬱的日子就要過去，
那幸福即將來臨！
2006年10月20日讀19日《人民日報》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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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7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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