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0日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一位经济学家所获得，这一轰动性新闻“误导”了许多人，他们以为默罕默德•尤努斯是由于为穷人办银，而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针对的是理论贡献，而和平奖则针对的是行为贡献。多数人的常识容易出现谬误。
尤努斯，用27美元起步，为43名妇女办了一个小银行，让这些贫穷的妇女靠机织毛衣而摆脱了贫困，并且他的银行也越办越好。这不是神话，连中国的《人民日报》也受了感动，竟然拿出一块评论区来发表难能可贵的实话——佩服尤努斯的成就。
其实，在中国，有比尤努斯做得更好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交往十年的老朋友与可敬的经济学前辈——茅于轼。茅先生在山西临县用小额货款扶贫的事情，几乎为经济学界的人们所熟知。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有人声言，茅先生的金融活动未经当局许可即没拿到那种称之为“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东西。这也多少像家庭教会的“非法行善”的状况，你干了有益社会的事情，没批准执照，也不能算是合法。在中国要多少本钱开一个银行——27美元吗？你要如此去申请，中央银行的官员非说你疯了不行！
制度，就是制度的差异，才使尤努斯广受赞誉，而茅于轼却不得不承担正统的责难。不管是尤努斯还是茅于轼，以小额贷款帮助穷人，都不是创举。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印刷工”富兰克林）早就做过，而且富兰克林基金由于支持穷人创业而积累了资本，曾为费城的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提供过相当的捐助。于此，常识又在中国的“特殊制度”下，被忽略了。常识产生谬误与常识被忽略，成了中国的一道“风味大菜”，所以，我们往往“拿死人”说话。用宣扬孔丘去“对付”西方对施瓦辛格、麦当娜的宣传，凡此等等。在思想的道德性上，茅于轼可比孔丘伟大多了。有人曾评价说，茅于轼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这个结论作为一家之言尚可，但要给茅于轼的道德哲学贴上鲁迅的标签也无异于“污人清白”。鲁迅出了一路子狂骂，他还做过什么有益于芸芸众生的事情？
为了避免歧路亡羊的衍论，以上问题——对比于尤努斯与茅于轼，有一句俏皮话，可做点睛之论：在中国，好多事没人干，好多人没事干。
我要说的第二个人们不知道的“茅于轼的故事”是它的被禁锢状态一直未得好转。不久前，一些非常希望明了地了解茅于轼的“70年代人”要求出一本关于茅于轼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诸论的“简读本”。这事自然有人找我，一者我写过茅先生的评传，二者我编过茅先生的文稿出了《经济学的智慧》。茅先生收到我信，表示同意，但又劝我考虑他被禁锢的因素，免得“劳而无功”——书你编好了，到审核机关一审，“枪毙”。
制度，还是制度的差别，我想尤努斯先生远不用担心这些。这正是他比茅于轼幸运的地方。
当然，制度是会变的，毕竟它只是工具理性层面的东西，价值理性的追求是人类向善的根本动力。
在以上大有“悲情”的对比之外，我看还是乐观地看待价值理性方面的东西。据我的研究表明，实在是一项经济学诺奖改变了苏联人民的命运，从此为他们走向政治民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1975年苏联人康托洛维奇以线性规划创始人的身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大大地鼓励了苏联知识分子与西方世界接近的热情；苏联官方也不再彻底仇恨西方，1976年，苏联举办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纪念。
以后的经济学说史家会证明二者有必然联系的！我所要说的呢，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终于进入了苏联，而经济自由主义悄然展开，政治自由的要求也顺势而来。
如果说是里根的强硬政策对苏联的民主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1975年的经济诺奖则远超过了“星球大战”的威慑力，它温和地让苏联人服下了一剂醒神汤。
良药，真地不一定苦口！
至于今后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授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不想妄加猜测，但是我认为俄国诗人普希金诗句仍有启示意义：
朋友，相信吧！
阴郁的日子就要过去，
那幸福即将来临！
2006年10月20日读19日《人民日报》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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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27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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