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今年 11月，是當年震驚世界的”匈牙利事件”整整 50週年。這場匈牙利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的運動，最後遭到蘇聯軍隊的鎮壓。這場被稱為”人民起義”的反抗事件，標誌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崩潰的開始，因為它已經無法靠意識形態來維持，無法靠控制的媒體等繼續宣傳欺騙，只得摘下面具，用坦克機槍鎮壓，暴露出它的暴力統治的本來面目。
當年目睹這一事件，後來隨父母逃離匈牙利，轉輾來到美國，目前在阿什蘭德大學（ Ashland ）講授政治學的施拉姆教授（Peter W. Schramm ）最近出版的回憶錄《基於原則》（On Principle ），對這個事件有清晰的描述。加州克萊蒙研究所剛出版的”書評”秋季號，發表了該書片斷。根據該書，在鎮壓匈牙利事件時，蘇軍調動了大量軍力，包括戰機、大炮和六千輛坦克。匈牙利人拿起武器，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最後有 2800名匈牙利人、 700蘇聯士兵喪生。另外有 2萬名事件的參與者被隨後判刑， 20萬人（當時匈牙利人口 9百萬）逃離他國，其中 4萬 7千人定居美國。
在匈牙利事件發生 33年之後，中國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同樣是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也是遭到了軍事鎮壓。今天回顧這兩個事件，它們的異同很值得深思：
第一，在匈牙利事件初期出任總理的改革派領導人納吉，公開提出，要”結束一黨專制，自由選舉”。而當時中國的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從沒有提出這樣鮮明的政治訴求，他在事件中的最勇敢行為是到廣場聲援學生，說他老了、來遲了等。
第二，納吉始終拒絕認錯，監禁一年多後被判處私刑，在監獄中被絞死。他留下政治遺囑說：”我必須為我的思想而犧牲我的生命。歷史將宣判殺害我的劊子手。如果將來由殺害我的人來替我平反昭雪，那是違背我的意願的。”納吉對那些鎮壓者（包括後來的匈牙利共產政權）持道義譴責的立場。中國的趙紫陽也沒有認錯，但沒被判刑，被監禁在家，直到去世。但趙紫陽從始至終都是共產黨員，並以黨員身份上書中共中央，等於承認這個殺人政權的合法性，更別說否定共產主義。
第三，匈牙利人在面對軍事鎮壓時，勇敢地拿起武器，進行了近一週的武裝抵抗，甚至把蘇軍抵制在一個海灣幾天，擊斃了七百蘇聯士兵。最後一些游擊戰士還撤退到其它國家，繼續組織地下抵抗。他們認為自己有武裝抵抗的權利。而在中國，當時的天安門運動主要領袖，幾乎一面倒地強調”非暴力”是最高原則，並把要武裝自衛的人視為”不和平、激進”，更有學生領袖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對皇帝進諫般苦苦勸說，期盼皇恩浩蕩。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專家、紐約州立大學教授塞爾登（ Mark Selden ）曾對此評論說：”1989 年的天安門運動仍遵循中國古老的對朝廷濫用權力的進諫傳統，……和東歐的運動比較，中國學生很少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而波蘭、捷克、匈牙利的運動，則是跟共產黨對立，最後成功地推翻了共產政權。”
第四，匈牙利的大學生和工人等各界密切合作，沒有像中國學生那樣以甚麼”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性”而排斥工人和知識份子。而且匈牙利人也不是像中國學生那樣僅僅在街頭抗議示威，他們佔領了國家廣播電台和共產黨辦公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把它在大街上拖碎。在蘇軍要攻進起義者佔領的國家電台幾個小時之前，他們用各種語言播出當年美國總統林肯的著名蓋茨堡演說，並向世界發出 SOS 的求救信號。
第五，雖然美國一直期待中國發生政治變化，國務卿杜勒斯有名言：和平演變的希望在中國下一代，但對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和那些所謂”中國通”，完全沒有預料。連被稱為”中國問題專家中的專家”的哈佛教授費正清，在六四槍響時，也只是感歎，中國的事情像深淵，他沒法看清了（他去世前交稿的最後一本書《中國新史》，其中”新”字就有修正他原來舊想法的意思）。在六四開槍時，美國總統老布什，還想給鄧小平撥電話，勸說他，而鄧小平根本不接他的電話。美國對匈牙利事件也是如此，美國的情報部門等，根本沒有預料會有個”匈牙利起義”。雖然”自由歐洲電台”等呼籲共產國家的人民起來反抗，支持他們追求自由民主，但真的匈牙利人民起義了，美國卻退縮了。當時被視為反共的國務卿杜勒斯公開表示，匈牙利人不是我們”潛在的聯盟”（ potential allies ），等於表明西方不會干預。《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以《古拉格》一書獲普利策獎）阿普爾鮑姆（ Anne Applebaum ）最近在她專欄中批評說，美國當時所以這樣愚蠢，就是因為視”區域穩定”高於”推廣民主”。因而她提醒布什政府，千萬要吸取教訓，不要一邊向中東傳播民主，一邊還要保護甚麼沙特阿拉伯等的區域穩定，而把民主的價值打折扣。
第六，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最初定為”反革命暴亂”，然後降級為”動亂”，後來稱為”事件”，不久又改口說是”一場風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這種不斷降級說明，中共自己已經越來越無法理直氣壯。但中共至今對此根本不認錯，更完全不認罪。而匈牙利事件，在中國天安門事件發生那一年的七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宣判撤銷當年對納吉等人的判罪（第二年匈牙利加入北約）。戈爾巴喬夫曾譴責當年蘇軍入侵；葉利欽訪匈時，向當地人民”道歉”。今年三月普京總統訪問布達佩斯，表示雖然俄羅斯不是蘇聯，但對當年的事件仍有”道義責任”。
從匈牙利事件可以看出，一個歷史事件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關鍵是要有一個民主的政府，實行一種尊重事實和真實的民主制度。如果期待中國的天安門事件獲得匈牙利事件的這種最終結果，首先和前提條件是，結束共產黨的專制，讓中國人像匈牙利人那樣，有定期的選舉和新聞與言論自由。
2006 年11 月17 日於紐約
（原載《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